星期五, 9月 18, 2009

慈悲從心做起,關懷無聲弱勢

  每天清晨,外婆總是恭敬地站在神桌前,雙手持香向眾神明與祖先牌位喃喃祭禱。除了「全家平安」、「身體康健」、「風調雨順」……等等慣常禱詞之外,也能依稀聽到「保佑今年莊稼能豐收」、「小孩上學要懂事聽話」這些與家庭近況相關的祈求。偶爾看見睡眼惺忪的我站在一旁,她便會喚我到跟前,蹲下身,從後方用雙手合住我的雙手,依序教我認識供奉神明的名諱,一邊告訴我可以把心裡的願望告訴神明,並且補充:如果心意虔誠也努力行善,神明就會協助自己達成心願。


  一次又一次的清晨,隨著外婆的禱詞與告誡,我接觸了生命中最初也最質樸的道德教材:「多做善事,神明才會保佑你」、「舉頭三尺有神明,所以不可以做壞事」、「神明會化身為需要幫助的人,出現在你身旁,考驗你有沒有慈悲心」……於是,晨曦中的廳堂多了一個小小的身影。雙手持香的我站在神桌前,模仿大人的用詞謹慎地唸自己的祈求,再告解般地檢討昨日的「不當」作為,希望神明不要介意這不小心的「失誤」,再給自己一次機會。母親微笑聽著我的童言童語,那笑容如同畫像中的觀世音菩薩一般。


  數十年後,上述這幅幼年記憶的影像依舊歷歷在目,只不過我已不再是那位暗中向神明祈求「能有自己腳踏車」的天真小男孩。心中的願望隨著人生經歷不斷更替,轉眼間,自己也變成每日清晨站在神桌前喃喃祭禱的「大人」,虔誠地向眾神明祈求家庭的幸福。


  在這段今昔對比中,我想傳達的並非對於宗教力量的崇敬,也不想討論那些幼時規訓在不同人生階段的詮釋。最重要的是:無論孩童或成人,不管怎樣的身份地位,人們面對生命難題、內心企盼或未知處境時,都有一種尋求倚靠及寄託的需求。如果這樣的描述太抽象,過去的成語已經提供具體的比擬:「手足無措」、「倉皇失措」、「不知所措」……簡單來說,就是「不知如何是好」的處境。



  面對生命中的重大抉擇,不確定何者是最佳選擇;想獲得自己企盼已久的事物,不知道該怎麼做;面對茫然未知的將來,難以鼓起向前邁進的勇氣。生命中充斥著如此多的不確定,誰能回應這樣的需求?我曾以為就是宗教,就是人們所崇敬的各式神明。但隨著年紀增長,自己卻有新的體會:雖然童年的我向神明祈求早日學會騎腳踏車,但真真切切陪我經歷這一切的,卻是父親以及他那扶著腳踏車的雙手。原來,除了神明,人,也有能力回應,甚至滿足其他人的需求。



  在許多宗教思維中的「行善」,不正是強調「人的力量與責任」?正所謂「助人為快樂之本」,在這樣的基礎下,人與人互助互信互諒得以良性循環,人性的光輝也因而閃耀。若人作為群體的一份子,都對其他人負有一份責任,那麼肩負法定職責的人民公僕豈能置身事外?我們對自己的角色應該有更深切的期許!



外在的口號?內心的啟發!

  馬英九總統於今年元旦祝詞中,針對公務人員有這樣的期勉:「首先感謝大家一年的辛勞,不過公務員工作比較有保障,相對不受景氣的影響,此刻更須體會這一段時間人民的痛苦,發揮主動積極的精神,走出辦公室,到民間發掘問題,解決問題。『依法行政』不能作為保守卸責的藉口,只要是法所不禁,公務員應該積極為民興利,為民造福。既有程序如果緩不濟急,就應該跳出窠臼,不容墨守陳規、抱殘守缺。從中央到地方,每一位公務員都要有像觀世音菩薩那種『聞聲救苦』的慈悲心,隨時思考如何幫助人民解決問題,克服困難。一定要記住,對人民的幫助如果不能及時,就等於沒有幫助。」



  其中「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的慈悲心」竟引起不少的論辯。有些人認為這樣的要求標準未免太高,有些則認為這只是好聽的口號,實際上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又有多少「高官」能以身作則?有些人分析既定政策來檢驗決策者是否真的有聞聲救苦的慈悲心。在民主社會中,各種聲音都應該被尊重。但更具建設性的思考是,我們可以從中獲得什麼啟發?這些期勉對公務人員來說有沒有道理?口號也好,口水也罷,願意獨立判斷與反躬自省的人不會盲目隨之起舞或斷然排斥,而是找到能夠提昇自己的方法。



  暫且撇開「別人如何如何,我為什麼就要……」的比較觀點。試想,如果公務人員能夠有慈悲心,能夠聞聲救苦,究竟有什麼不好?扛著「鐵飯碗」這個被長期塑造的刻板印象,我們難道不能用「為民興利」、「為民造福」的形象加以取代嗎?對於「要有聞聲救苦的慈悲心」,我個人願意將它當成自我成長的目標。性喜嘲諷的人倒不必批評這是不自量力,因為凡人就算不可能達到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境界,但為人處事時心中多存一分慈悲,就能造成一點好的改變。古有明訓:「勿以善小而不為」,日行小善,自能聚沙成塔,積少成多。若能感染周邊的人一慈悲行事善,豈不是更棒的良性影響?



如何詮釋「慈」與「悲」?

  依照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慈指給予眾生安樂;悲指拔除眾生的痛苦」。慈悲二字雖是佛家用語,但相同的概念並非佛典獨有。對照儒家經典,孔子在與弟子各言其志時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種關愛照護與人際間的信賴亦是與人安樂的「慈」。再以「悲」來說,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孟子所言「人飢己飢,人溺己溺」都是同樣的憐憫之心,希望削減、解除人們的苦痛。心理學中的「同理心」概念,重視「站在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去體會當事人感覺的心理歷程」,若能理解他人的切身感受,在這樣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與樂拔苦」。換句話說,慈悲的概念並不遙遠,它源於人的善性,古今中外皆然。



  慈悲應以眾生為念,行善不該限定時間,但公務人員基於法定職責,有比較明確的服務對象與執行業務,所以我們可以將「慈悲」的概念融入自己的工作:提供服務對象安樂舒適,解除痛苦,降低不便。今日早已是專業分工的社會,公部門中有些單位的性質是專業諮詢,有些是申請審核,有些則是解決急難問題,有些關於社會照護……因此不同單位的服務對象有不一樣的「苦」與「樂」,我們是否認真體察過人們的感受?



  尋求諮詢者的「苦」可能是對於專業領域的陌生與不安,我們可以給他們的「樂」是深入淺出的分析與建議,讓諮詢者心安;申請者的「苦」或許是繁雜且不知如何填寫的表件,我們可以提供的「樂」是讓他們清楚自己該準備哪些資料,如何填寫表單;對於急難問題,「苦」可能是極度的倉皇失措,「樂」則是能夠得到明確而令人安心的處理方式。這些例子看來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對業務已經習以為常的我們,是不是容易在執行過程中為了「便利自己」而「忽略別人」?身為人民公僕,是否能恰當地回應人們的需求?用慈悲的眼光重新檢視自己與人的互動,可以發現:我們工作的價值並非「處理例行業務」,而是「回應人們的需求」!



  除了將慈悲心融入工作中,用同理心回應業務範圍內的服務對象,我們還可以延續觀世音菩薩的比擬,進一步思考公務人員如何讓人民「願意傾訴、願意信賴、願意期盼」。



無處不現身的啟發:我們站的位置在哪?

  佛家典籍中,觀世音菩薩具有「無處不現身」的神通,所以「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渡人舟」。能親身體驗神蹟的人終究是少數,可是為什麼觀世音菩薩的形象如此鮮明地刻劃在許多人心中?因為這些人相信祂會陪在自己身旁,在最需要的時候指點迷津。簡單地說,觀世音菩薩的形象並非高高在上,信徒們相信祂就在自己身邊,傾聽苦難,提供心靈的慰藉。如果我們希望能回應人民的需求,那麼公務人員是不是跟人民站在一起呢?是否也如此被人民相信、倚賴?



  考量業務範圍,公務人員的心思應該多思考人民需要什麼?換句話說,業務是為人民的需求而開展的。我們無法真的「出現」在每一個需要協助的人身旁,可是人民的需求我們必須事先「想到」,能夠即時地回應相關需求,公部門的政策才可以讓人民感受「政府無處不現身」,這是第一層啟發。其次,公務人員在執行業務時,應該展現「我與你站在一起」的態度,擔任協助者的角色,而非權力在握的審核者。「我與你站在一起。我會盡力協助你。雖然法令有一些規定限制,但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合法、可行的方式,儘量滿足你的期望……」這種態度或詞語不需要外在訓練,當我們懷抱慈悲心的時候,這樣的表現是再自然也不過的!



  上述的啟發固然可以作為期許,然而在實務上,慈悲心的考驗並不容易。因為每一位洽公的民眾都期望自己的需求得到滿足,若是希望落空難免情緒低落。尤其深感苦難又著急的人,要和顏悅色地表達自己的處境實非易事。一位民眾為了一件事見一位公務人員,可是一位公務人員一天要為許多民眾處理許多事。這並不是影響服務品質的藉口,而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但無論業務性質為何,民眾與公務人員之間的關係都不該是「對立」的。很遺憾地,在某些官場文化、刻板印象或利益糾葛的影響下,雙方的關係已經被扭曲了。如果彼此都願意移動自己的腳步,靠近一些,站在一起。我能看見你的需求,你能看見我的難處,就更能相互合作、相互體諒。慈悲心或許不能解決問題,但可以讓問題比較容易解決,因為它提供了站在一起的平台。



聞聲救苦的主動性:我們聽到誰的聲音?

  回到引發爭議的「聞聲救苦」,究竟公務人員如何聞聲救苦?又要聽怎樣的聲音呢?很矛盾的,處於科層體制中的公務人員,「上面」的聲音總是比較大聲,而且往往不得不聽,但「上面的聲音」經常離人民有斷不小的距離。不可否認地,這是制度設計與文化慣習的問題。如果上面的音量可以調小聲一些,或許我們的耳朵更容易聽見民眾細微卻此起彼落的訴苦聲。換言之,科層體制由上而下的壓力與考核勝過由下而上的意見回饋。在這種機制下,仰賴的是具備專業知能且理解民意的領導階層,然而更妥善的做法則是增加各層級的彈性,同時開啟多元的回饋管道,我相信這樣子才能夠接受到更貼近人民需求的聲音。



  有些人會質疑:「聲音多了要聽誰的呢?只有一種聲音多好!我只要聽命行事就不會有錯,現在反倒要聽各式各樣的聲音,若決定這樣做,責任也在自己身上。弄到最後,連自己都無所適從了!」的確,多元的聲音帶給我們許多不穩定性,但別忘了這樣的聲音才是我們身處的真實。如果人民的聲音進不到我們耳中,一種可能是我們的制度拒絕接受,一種則是人民已不再相信政府,多說無益。然而上述兩種都不是我們樂見的情況。事實上,多元的聲音並非威脅,因為關鍵並不是「滿足」所有的聲音,而是我們必須「聽見」然後「回應」這些訴求。聞聲救苦不是作秀,也不是當爛好人。要聞聲救苦,必須先聽見人民的聲音,但身為公務人員,還是必須秉持專業去判斷「救苦」的範疇。民眾最厭惡的是公部門「聽不見」、「不願意聽」,甚至貶斥來自真實處境的聲音。我們必須去「聽」,聽人民的苦樂,這樣才更能夠確定自己的服務方向。「傾聽」本身就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輔導技巧,它同樣可以拉近民眾與公務人員的距離。如果限於時間配當,沒辦法好好地聽每一位民眾訴苦,那麼至少將曾經聽過的真實聲音牢記在心中,成為慈悲同理的元素,無形中就能展現出令民眾信賴的態度。



  前面強調的是「開放、接納」各種聲音,但聞聲救苦更積極的主動性,卻是展現在「去聽,聽不見的聲音」。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在現行的文化中,握有權力的人講話很大聲,懂得利用媒體的人能夠讓自己的聲音擴散,能寫能說的人還有機會表達意見。這些人的聲音被聽見了,但你可知道,社會底層有許多難以發聲的弱勢,他們並不是沒有聲音,而是不懂方法、被拒絕、被否定、被忽略。因此聞聲救苦,不是坐在辦公室裡收電子郵件、接聽電話,等著聲音進來。就算現在是資訊時代,但依舊有數量不少的弱勢族群沒辦法將聲音送進我們的耳中。難道聽不到聲音就代表沒有問題嗎?我想大多數人都清楚這個邏輯,可是在長久「聲音大,先處理」的文化下,很多公務人員都不知不覺地被制約了。上位者如果真的希望公務人員能夠聞聲救苦,就必須給我們「聽見聲音」的空間與權限,因為公務人員不是透過電話處理申訴的客服人員,不是擺在街頭的制式販賣機,我們被期待能夠聽見人民的聲音,去瞭解民眾的切身處境,去協助最需要的人。「去聽,聽不見的聲音」可能是相對沈重的負擔,卻是更神聖且有意義的使命。



培養慈悲的關卡:突破個別生命的盲點

  培養慈悲心,可說是一種善的意向,我們願意去努力、嘗試。這是值得鼓勵的自我成長,但培養慈悲的歷程並非毫無困難,其中有一個阻礙來自於我們「有限的生命經歷」。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成長歷程,我們不可能親身體驗所有人曾經面對的苦與樂,因此理所當然地侷限了公務人員的同理心。這是每一個人的共同處境,只不過培養慈悲心的過程,必須看清楚自身的盲點,這樣才能夠更審慎地評估自己聽到的聲音。



  舉例來說,為了保障服務品質,公務人員的考選任用都有一定的標準。整體而言,公務人員的教育程度都有一定的水準,這樣的教育歷程其實就無可避免地與某些人產生距離。這不會是缺陷,只是有可能形成盲點。例如,當我們很理所當然地將「表格及填表須知」遞給申請者,請他到旁邊櫃臺填寫時,我們可能完全忽略自己五分鐘可以讀完、填完的文件,對那位申請者卻需要一小時,甚至完全不知道怎麼做。以為每一個人都「識字、能寫字」,這就是一種盲點。同樣的預設不僅阻礙了我們慈悲的善念,甚至造成對他人的潛在排擠。



  許多人可能也沒想過,公務人員穩定的薪資也會形成盲點。因為我們薪資所支撐的生活型態,與社會中下階層的民眾截然不同。我們擁有的尋常設備,可能是一些貧困家庭買不起的奢侈品。上網申辦或許是業務「E化」的象徵,民眾不需出門不是很方便嗎?但有些家庭可能連電腦都沒有。當承辦人員因為證明文件不足而請申請者明日再來時,可能不知道這位民眾搭了三小時的車來到城鎮,希望能夠盡快領回救急用的津貼。在我們眼中,或許會覺得二千元的津貼並不急啊!但對急需的民眾來說,二千元的份量卻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在這裡並非挑戰所有既定的政策與規則,而想凸顯許多「理所當然」是我們個別生命經歷所造成的盲點,不該讓它阻礙了我們對弱勢族群的關懷。



  既然每個人生命有限,經歷又有差異,那該怎麼克服這些盲點?可行的方法就是盡量多接觸其他人的生活。透過報導,透過書籍,透過媒體,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不同人的生活,理解他們在乎的事。近年來,一些文化工作者致力於「為弱勢發聲」,紀錄片就是其中一種媒介。例如《台北幾米?大都會的勞動身影》紀錄大城市中勞動者的生活,《無米樂》的主題則是WTO下的農民處境,《翻滾吧男孩》點出基層運動的困難,《石頭夢》描述臺灣的多族群關係,《九命人》控訴體罰對孩子的心靈傷害……透過這些影像,我們能夠聽到一些微小的聲音,也可以開展自己生命的視野。重點不是從中找尋對或錯,而是藉由這些故事突破自己的生命盲點。若這些聲音與自己業務相關,那麼獲得的啟發將是提升服務的關鍵。



  人與人的互動本來就是非常自然的,可惜在某些社會制度下,反倒將人們區隔成不同的群體,鮮少往來。慈悲雖是善念,但唯有寬廣的視野,多元的觀點以及對其他生命的理解,才能讓心中的慈悲生根、開花、結果。



沒有神通的我們有什麼?

  熱血沸騰地寫了這麼多,我們真的做得到嗎?觀世音菩薩有妙法神通,我們只是凡夫俗子,工作之餘也有自己的困擾憂慮,有時自己也徬徨不安,會不會被這樣的慈悲心累垮?我們確實只是平凡人,把「眾生」扛在肩上真的太沈重。上述的理想不應該形成壓力,因為慈悲是從心而來的,是心甘情願。心懷慈悲是一種修養,而日行小善則是每個人能做的。千萬不要落入數量的迷思,覺得難以力挽狂瀾就意志消沈。換個角度想,我們沒有神通,可是我們有一個專業分工的龐大團隊。各司其職,各掌權責,若能相互配合,貼近人民需求,也能盡力去聞聲救苦啊!



未結束的考驗:心靈與自然的重建歷程

  就在撰寫文章的同時,莫拉克颱風造成的嚴重災情令我百感交集。在當下無需多費唇舌爭辯天災還是人禍,也不用美其名釐清責任歸屬,實是推卸過錯。看到人民臉上那種驚恐、擔憂、傷痛、憤怒……恨不得能像觀世音菩薩展現神通,發揮慈悲,與樂拔苦。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我卻清楚考驗尚未結束,政府部門必須扛下後續的重建大任。對於重建過程中,人民所有可能的需求,都必須秉持慈悲心預先設想,與民眾站在一起,去體會他們真切的處境。對於聲音細微的弱勢群體,更應該積極主動地去聆聽、關懷、協助。



  重建的道路必然艱辛,我期勉自己與每一位公部門的伙伴都能盡自身的一份心力。慈悲心,或許可作為心靈重建的主軸,相信它能夠發揮驚人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也大發奇想,是否應該用同樣的慈悲心看待臺灣這塊土地,看待我們的大自然?它的聲音被我們忽略多久?我們無情地榨取它的資源來換取自身的利益,卻鮮少為這塊土地做過什麼。它的劇烈反撲是不是一種痛苦的展現?



  將慈悲心擴展,它是我們看待自己與外在世界關係的視野。培養慈悲從心做起,我們也能重新營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