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雨靜坐誰人問，一罵成名天下知

這絕對是一篇會「扯遠」的文章，是「我」的感想，儘管不周延、不專業，文責我負。



根據以往的經驗，我用「媒體」或「部分媒體」當主詞的字句，常會觸怒一些認真盡責的專業媒體工作者，認為我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其實就像我看到泛稱「老師」如何如何，也會引發的反感。我瞭解這種心情）。所以文中的「媒體」是一種泛稱，一種我感受到台灣現實情境中的媒體共同形象。在此先對秉持理念與良知、堅守崗位與職責的媒體專業人員致敬。



「寒雨靜坐誰人問，一罵成名天下知」

讓我不吐不快的導火線，是昨日各新聞媒體一播再播、一報再報的「學生罵教長」事件。這些學生在立法院的言行舉止，透過文字描述與影音圖像，快速地進入了許多人的腦袋，並且有效地形成了鮮明印象，也引發了各種不同的評價和爭論。



但其實這正好是一個點出媒體角色的熱騰騰例子。這些學生「寒雨靜坐誰人問，一罵成名天下知」。受關注的程度有如天壤之別，關鍵因素是什麼？是「媒體」，或者更精確地說，是「主流媒體」。大批學生在雨中靜坐的畫面，有被「全天不斷反覆播放」嗎？相反地，少數學生在立法院的言行，為什麼會如此受到「重視」？反覆播送的頻率比花鉅資買時間的廣告還高。因為他們「痛罵」教育部長？這不完全對，罵人不一定上新聞。我說，因為他們的「精彩言行」是媒體想要的（更悲哀的說，也是多數閱聽者期待媒體提供的）。



在反覆播放的「精彩片段」以外，我們還知道些什麼？



誰決定我們吃的菜？誰決定我們看的新聞？

這社會每天那麼多訊息，所以「篩選」是必須的。能播出的時間、刊登的篇幅有限，因此「剪輯」、「編輯」是必要的。但是在這些理所當然的篩選、剪輯、編輯之後，我們也成為天經地義「被餵食」的一群。部分媒體可以刪去大多數素材，只讓你看到所謂的「精彩片段」。當我們隨著這些片段高興、難過、氣憤、悲傷的時候，就達到了很多媒體想要的戲劇感染力，這新聞「觸碰」到我了，因為我有感覺。問題是，新聞不是連續劇，我們也不該用看連續劇的心情期待新聞。更大的問題是，只看到「精彩片段」的我們，是否曾經懷疑「一刀未剪」的版本會是如何？



你說，看「一刀未剪」的版本太浪費時間了，而且又不是每個人都看得到。那麼，至少我們可以期待另一種剪輯版本的平衡。然而，這也是現今臺灣媒體的大問題，在各主流媒體有如「聯播」的傳送下，有另一種版本嗎？除非我們願意自己去「追」。當媒體巨獸真的成形時，媒體與媒介被壟斷，我們恐怕連「追」的途徑都受到限制。



「就事論事」沒問題，但不要究小事而忘大事

有人大概會說，扯到這麼遠！明明就是立法院裡，學生罵教育部長這件事，應該就事論事。我的許多前輩或夥伴，從「禮貌」、「態度」、「表達方式」等面向切入，評論這幾位學生的表現，有些也表示他們的擔憂和期望：「這樣一罵反而會模糊焦點，造成反效果。如果態度好一點，不是更好嗎？更能獲得肯定？」我個人都尊重且認同，論點不再贅述。這不是說場面話，我真的認同。在我自己身上，又何嘗沒有這種「禮貌」、「態度」、「表達方式」被批評的狀況，這是人生不斷的修練的課題。至於有些名嘴或新聞旁白語重心長地說：「我們不禁要問，臺灣的教育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說：「＠＄＃＃％！你們就省省吧！」我們的教育有什麼問題？很多。其中一個隱憂就是，我們的孩子是否能夠在媒體時代中站穩腳步，而不是被訊息洪流沖垮，能辨清假專業名嘴的搖擺言論，懂得查證與思考，而非日復一日被軟性資訊餵食，然後腦袋虛胖（扯遠了）。



如果「就事論事」是一種聚焦的訴求，以免其他因素干擾或過度渲染。那麼就事論事，對這幾位學生言行的評論，就是回歸到這幾位學生身上，不該過度渲染到「現在的大學生……」、「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如果要討論到政治操作或媒體打壓，那就另外「就事論事」。



你說，不行啊！這些都是相關的，必須一起討論。太好了！確實，個別事件分析完，整體性的觀點也是必須的。討論事情，有時連貫各事件的「脈絡」非常關鍵。我們都不喜歡自己的言行被斷章取義，那麼也應該「允許」脈絡還原的空間。如果有一段5秒影片，一個魁梧的成人狠狠揍了瘦小高中生一拳。打人這個動作「絕對不對」，而且直覺上「強欺弱」更是「不應該」，5秒的影片馬上可以塑造深刻的圖像印記。但如果電影導演將來龍去脈交代清楚之後，你說不定會覺得「這大人比想像的更可惡」或者「這大人這麼做情有可原」，甚至「這兩個人都一樣可惡」、「這兩個人都一樣可憐」。「打人」終究是不對的行為，但對行為的「解讀」會因為脈絡而不同。



你是否陰險地笑著：「說這麼多，想要為那幾位大學生的言行開脫？」我也陰險地笑著回應：「不，就事論事之後，我只是希望大家多關心比這更重要的事」。因為「就事論事」在某些時候是一種切割，在限定範圍內把事情理清楚。這是適當的處理步驟，但循序漸進，小事情論完，可別忘了大脈絡與大事情。



這幾位學生為什麼會來到立法院？在踏上發言台之前，他們經歷了什麼？他們究竟在乎的是什麼？



聚光燈吸引我們的目光，也限制我們的視野。

黑暗的舞台上，聚光燈吸引我們的目光，更強烈地說，它「指引」我們去看。有多少好奇的人，會睜大眼睛想盡辦法看看黑暗的地方發生什麼事？魔術師的助理正在動手腳，道具人員正在布置下一場的擺設……媒體也有聚光燈的功能，不夠水準缺乏全面性與深度的「焦點新聞」，也同時限制我們的視野。在「學生罵教長」的事件以外，我們還能看到了什麼？



姑且容許我用通俗的「大」、「中」、「小」來形容事件影響的範圍，以及對社會整體發展的重要性（個人分類，無學術根據）。



小 事 件：學生在立法院罵（嗆、痛罵、痛批）教育部長。

中 事 件：教育部發函關心參加反媒體壟斷活動的學生。

大 事 件：媒體併購與反媒體壟斷社會運動。

大大事件：臺灣的媒體生態問題（包含民眾喜好、政治經濟運作與媒體的共生關係）



現在，聚光燈打在小事件上，小事件受到最大的關注。然後呢？其他黑暗的地方發生了什麼事？「就事論事」完大家就停下腳步了嗎？若學生道歉，大家說「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學生不願意低頭，或許有人說不畏強權，可能有人說執迷不悟。然後呢？我們是否繼續順著聚光燈「看秀」，卻看不見我們社會的問題，在漠視的黑暗中腐爛。



有什麼問題？中事件、大事件、大大事件，每件都可以來「就事論事」一下。但我沒這樣的能力可以寫清楚，網路上有更專業完整的評析，只要有心去「找」。我只能提供一點想像：如果教育部對學生的關心那麼的模糊又容易引發遐想，校方都不一定能夠理解「上意」，何況接收到訊息的學生會怎麼想。既然教育部長現在已經「說清楚初衷」，那相信未來也有不少機會可以為自己平反。「部長，你就說到做到吧！」



對於媒體壟斷，前面我提到的都可以當註腳。如果看過007系列電影《明日帝國》的朋友，你相信一隻獨霸的媒體巨獸可以引發兩國的戰爭嗎？太誇張？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獨霸的媒體巨獸絕對有能力操控、篩選、剪輯、甚至製造我們所接受的訊息，因為許多中型獸現在就是如此，而且越壟斷越獨占，越肆無忌憚。



至於最大的臺灣的媒體生態問題，一言難盡。無奈的最後，只能相信專業？相信良知？或許吧！但在這個前景不樂觀的時代，還是期待在乎多元與平衡的監督管控制度能夠發揮作用，比較實際，但現在這些期待也還是期待。與其期待，不如換個施力點，關鍵就是我們，「我們」！每一個媒體閱聽者，能不能獨立思考？是否具備媒體識讀的能力？能不能讓媒體有所警惕？這些條件，不但是思想防禦，也能在累積之後，成為優質媒體發芽茁壯的土壤。



五十步笑百步，我們是五十步？還是一百步？

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大家應該不陌生：士兵陣前脫逃，一人退了五十步，另一人退一百步，前者就譏笑後者不中用。



我改寫一下。三位士兵上戰場，兩軍對戰相隔二百步，鼓聲一擊，三位士兵往前衝，一位向前五十步停下來，一人向前一百步停下來。



走五十步的那位看到有人停下來，大聲說：「哈哈，膽小鬼，你怎麼停下來了？」



一百步那位說：「我是在等敵軍殺過來，我現在已經準備好，等他們過來殺個他片甲不留！那你怎麼也停下來了？你才走五十步！」



五十步那位好整以暇地說：「也不知道敵軍有沒有這個能耐殺過來，何必太擔心。但如果前方都失守，我可是最後的防線！這也是我為什麼只走五十步的原因，我要好好地儲蓄能量，到時候力挽局勢。」



這時，前方傳來打鬥聲，第三位士兵已經對上敵軍，雖然勇氣可嘉，但打鬥技巧明顯不純熟，以寡敵眾，落居下風。



這時五十步與一百步兩位士兵非但沒有上前幫忙，反而評論：「唉，這傢伙就是年紀輕，有勇無謀。要衝第一，也要有那個本事啊！你看，現在被打成這樣！」



「對啊！人家說擒賊先擒王，你看，他應該直接找將軍對決啊！幹嘛跟旁邊的那幾位小兵糾纏，真是的！」



第三位士兵有保家衛國的勇氣，他知道這一場仗若是輸了，家破人亡。他年紀輕、技巧不純熟、有許多缺點，不知道戰略佈局，讓自己陷入被圍攻的處境，可是他站出來為國與家奮戰。但前線戰報回傳國內：「前線士兵戰技不佳，因此暫居下風。若其戰技體能再好一些，相信戰況不至於如此艱辛」。於是國內興起一陣「精實」、「檢討」、「改革」的聲浪。但有誰知道，前線的士兵需要更實質的支援。



儘管戰況危急、前線恐將失守，另外兩位士兵目前仍安然無恙，尚有餘裕評論最前線第三位士兵的表現。看到這些評論，國內民眾放心許多，相信這兩位士兵對上敵軍時，絕對能以一擋百，獲取勝利。



結局如何，我不知道，你覺得呢？勇赴前線的士兵，能不能擋得下敵軍？如果前線失守，一百步那位真的能夠阻擋下來？五十步那位真的可以力挽狂瀾？



我們是五十步那位？還是一百步那位？還是逃五十步那位？逃一百步那位？還是在國內提倡改革的那些？抑或是在國內相信，結局不會這麼糟的那些？（我大概又要得罪很多人了）



我們可以就事論事，關心這幾位大學生的表現，我們也可以更進一步關心媒體壟斷的問題，就大事論大事。有時候，關心是一種期許，有時候，關心是一種責任。



基於期許而關心，我們可以建議和教導。

基於責任而關心，我們需要付出與行動。



我做了什麼？其實我很慚愧，我只做了三件事。所以我算是逃了五十步的那位逃兵。

行動一：想辦法更瞭解這整件事。

行動二：培養自己的媒體識讀能力。

行動三：寫了一些有關媒體的文章。



但越多人以不同形式參與其中，就會有能量與力量，就會有希望。

晚上十點前，教師服務專線等您來電？！

　　我想今天有則新聞會吸引大多數國中小學教師的目光，那就是「晚上十點前教師不得拒接電話」，雖然絕大多數媒體都是如此下標題，但統籌擬訂的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的說法是：「不得拒絕於課後（晚上10時前）和家長溝通聯繫」（上圖引自聯合報）。許多爭論著重在這個規定應不應該、合不合理。說老實話，看到這則規定我第一反應就是「不爽」，但我的不爽不是情緒化的反彈，而是因為這個規定所傳遞的訊息。



「不得拒絕」所隱含的訊息



　　首先，不爽是因為這則規定背後所隱含的「自我中心」與「不尊重」。以我個人來說，家長晚上十二點打來，我願意接。因為會在這樣的時間打電話來，除非是把教師當24H客服人員的怪獸家長，否則來電者應該想處理極為重要的事，所以我願意接。但「我願意」不等於「我應該」，「有教師願意」更不等於「所有教師應該」。



　　「願意」是個人行為，但如果要論「應不應該」，就是法律規範的層次。一件「我願意」的事情，卻被別人用「你應該」來要求，誰的心情會好？



　　在倡導「正向管教」、「正向評語」的「正向教育」時代，教師工作守則卻使用了「不得拒絕」這個令人反感的負面語句，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很差。不得拒絕，就是必須。所以十點前教師「必須接」、「應該接」家長電話囉！那我就想問「理由是什麼？」



　　依照前一陣子討論的教師工時制規定，以及這次的教師工作守則，教師早上八點上班、下午四點下班，那麼其餘的時間就是「非上班時間」。在「非上班時間」接家長電話，花時間與家長溝通，如果是「應該做的事」，那這算不算工作？算加班時間嗎？我可不可以依照家長來電的長短，以及後續處理花費的時間申請加班費用？有時候接了電話還沒完，必須立即處理。例如我曾經星期六晚上聽演唱會時接到家長電話：「小孩蹺家了」。我花了快一個小時打手機給其他同學問相關線索，最後終於輾轉聯絡上蹺家的孩子，再回報家長請他們放心。這是「我願意」做的，但我現在更想知道，這是不是別人要求「我應該做的」？



　　我該不該接電話？照前述的工作守則，超過十點，我可以不接。我該不該做後續的處理？前述的工作守則可沒說。那麼打手機的費用自己認了？還是有補貼？沒規定。法律沒規定的事，大多數人卻會期待教師這麼做，Why？但「期待」等於「應該」嗎？做這些事，算不算工作？若不是工作，我可以憑自身意志決定做不做囉？如果沒人可以給我答案，那麼推動工時制不過是煙霧罷了！



計較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一定會有人說：「你們當老師的人，幹嘛這麼計較？這樣怎麼教學生？」這就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想說的：「對於教師的道德期待」與「法律上的權利義務」是兩回事。



　　你可以「期待」老師為教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期待」老師視學生為己出、呵護備至，並且認為十點、十二點、凌晨、假期中還願意處理學生問題的老師是「好老師」。但在法律上，並沒有要求教師必須將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獻給工作，教師盡法律上的義務，也享有法律上的權利。每次報章媒體總說：「社會大眾對於教師有比較高的道德標準……」，我相信許多教師也是這樣自我期許，但教育人員的神聖化形象是社會塑造的，而不是法律規範的。「盡責」是法律層次，「奉獻」是道德層次。有時候神聖化的外衣成了教師的枷鎖，教師被期許要有奉獻精神，不要這麼計較，卻得不到相對應的尊重。教師下班後的生活應該受到「尊重」，這也是對其家庭的尊重，因為依照工時制，教師已經下班了。認為教師下班後應該如何如何，這是「道德期待」，而不是「法律義務」。沒有搞清楚之間的差別，只是讓彼此在期待落空的情況下繼續誤會下去！



　　再回到所謂的教師工作守則，其實「晚上十點前教師不得拒接家長電話」是一種狹隘觀點下的產物，擬這條規定的人實在不怎麼高明。我想原初的重點在於「親師溝通」，那麼只需要求教師必須與家長協定聯繫時間就好了，何必訂這麼細瑣的條文？如果這樣訂，那晚上十一點就可以拒接電話囉？早上七點半呢？在校的備課時間呢？訂了這種狹隘的條文，解決一個無聊的問題，卻忽略其他層面的考量，反而製造更多紛爭，實在是沒事找事做。



　　我想關鍵在於教師是否告知適當的聯絡方式與時間，讓家長可以順利地與教師溝通。例如大學教授通常訂有學生諮詢時間（office hours），學生可利用這個時間與老師討論，國中小學教師當然也可以自訂「親師溝通時間」，然後在開學時公告周知。家長知道何時可以找到教師，教師既定的教學事務也不會受干擾，這不是很好嗎？那麼有人會問，如果臨時有重要的事呢？若真是如此，我想大多數教師不會冷酷無情地「拒接」電話，但這是道德層次，這是彈性處理，而不該是常態。常態應該是「教師與家長之間有適切的聯繫管道」，而不該是「教師在晚上十點之前必須接家長的電話」。



　　有教師表示，真的會在晚上打電話的家長也不多，所以對他沒有太大困擾。或許，但這是就個別影響層面來說，當下如此，後續的群體效應會如何？如果真的規定「晚上十點前，教師不得拒接電話」，那麼晚上打電話的家長會不會增加？家長因為白天工作忙，那就等晚上再來聯繫吧！反正老師應該接電話......某些事情一旦變成「理所當然」之事，原有的禮貌與尊重就被淡忘了，變成家長下班後打電話給教師是天經地義，教師下班後不接電話就是教師不對。親師溝通有必要走到這般地步嗎？



「教師工作守則」誰來訂？怎麼訂？怎麼用？



　　或許有人覺得我小題大作，接不接電話有什麼好討論的，但我真正在乎的是「條文擬定者」的心態與邏輯，而這個教師工作守則是怎麼出現的？誰來訂？怎麼訂？根據新聞報導，這個「教師工作守則」草案是教育部委託「全國家長團體聯盟」（以下簡稱全家盟）訂定的。或許是我孤陋寡聞，我以為教師工作守則應該是教師團體制訂，或是掌管教師職權的單位來訂，教育部自己該做的事不做，怎麼會「委託」家長團體來訂呢？我不是質疑全家盟的能力，而是質疑他們的立場，他們對教師的預設會不會影響擬定過程？



　　當然全家盟也找了各方代表開了二次焦點座談（根據5月5日第一次會議紀錄，邀請16人參加），然後辦了三場公聽會，在活動文件中他們寫到：「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將邀請各縣市家長團體、教師團體、校長團體及專家學者等代表，整合各界相關建議與期待，廣納多方意見。」但南區公聽會在6月15日，北區與中區二場在6月19日，公聽會一辦完，20、21日陸續有媒體刊登訊息。我很納悶，公聽會離媒體發佈才短短一天的時間，全家盟已經彙整好兩場公聽會的建議，將多方意見納入草案？還是媒體拿了公聽會的資料就大肆報導，也不管後續還要修正？但無論是哪種情況，教育部對於自己推動的政策，竟然沒有主導權與發言權，只能事後說「誤會」，這種形象如何獲得民眾的信賴？



　　關於這份「教師工作守則」將來如何運用？經過網路查詢，教育部委託全家盟擬定的其實是「教師工作守則參考事項」，但媒體報導多是「教師工作守則草案」，那麼被遺忘的「參考事項」到底什麼意思？僅供參考嗎？透過近日媒體報導，一般民眾可能都覺得這份文件「明確規範教師工作權責」，並且可能開始用這些標準要求教師，結果教育部教研會執行祕書黃坤龍卻說「將再邀集學者專家和各縣市教育處研議，確定後就可以提供各縣市參考，並訂定因地制宜和符合學校需求的版本。」根據教育部的說明，教師工作守則不具強制性，以後學校也可自行斟酌情況調整。大費周章訂一個僅供參考、可以不用遵守的東西，好像對大家有個交代：「我已經宣導理念了，做不做隨你」。我猜想之後若有縣市或學校不採納這份教師工作守則，可能會有官員跳出來說「尊重，但深表遺憾」。


　　或許「參考用」的「教師工作守則」可以帶來許多啟發與反省，但我明白地說，教育部在這件事上，實在沒有擔當。要嘛就什麼都不要管，讓縣市、學校、教師團體自己去訂。若覺得有很重要的原則必須堅守，那就明確訂出規範，遵循法律授權的原則，再交給各縣市「因地制宜」。現在教育部委託別的單位搞了一個非常瑣碎的草案，然後說即使版本確定了，也不具強制性，只是提供各縣市參考。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批評了……我覺得教育部把自己演孬了，但孬的很有技巧，自己不上第一線，讓家長團體當先鋒，檯面上有政績、有作為，能夠討好某些不瞭解狀況的人，實際上把爛攤子丟給縣市、學校與教師。


　　寫完文章後，找到全家盟的公聽會文件「教師工作守則建議事項草案」，連結網頁後，最下方有兩個檔案供檢視或下載，可見完整的草案版本（其中18-22頁為親師溝通部分）。我承認自己未看完第一手資料就依媒體報導批評，在程序上確實不妥，但當時實在不吐不快。然而看完草案內容，我更加確定用「瑣碎」這個形容詞是適當的，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這七大面向、七十六條目。

死刑的天平

　　想到法律，我的腦海中經常浮現「天平的意象」。如正義女神的模樣，。

懲役30天VS.死刑

　　這部影片是好多年前在宮下那看到的，當時就覺得挺新鮮的，據說那一系列的「世界奇妙物語」都不錯。近年來腦科學相關的主題經常是科幻電影的主軸，駭客任務、全面啟動、獵殺代理人......這部「懲役30天」雖然情節簡單，但主軸非常清楚。有一天，類似的想像會不會成真？如果真的有這樣的科技，大家會支持還是反對？


　　「死刑存廢」問題隔一陣子就上新聞，勾起我對這部片的記憶。對於「死刑存廢」，我盡可能瞭解雙方（多方）的觀點，但總覺得彼此經常對不上焦，模模糊糊的。以後有時間再來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不管如何，思考與討論總是一件好事。以下是三段影片，不長，沒事的話就把它看完吧！

十八趴又來了！誰從操弄「不瞭解」中得利？

　　人非全能，總有自己不瞭解的事物；人亦非聖賢，多有自己所欲追求與保護的利益。若能有此自知，我們可以少一點自我中心，多一份同理關懷，更理性客觀地看待利益爭論，在良性互動中尋求適當的平衡點。這個理想當然不容易達成，可惜相互瞭解的嘗試還在努力時，有心人士卻刻意操弄雙方的「不瞭解」，製造社會中的對立與衝突，表面聲稱追求社會公平，結果卻造成利益均貧。令人唏噓不已的是，當雙方都陷入受害者的角色時，在義憤填膺或滿腹委屈之外，有多少人可以靜下心來想，「誰在這個撕裂社會的過程中得利？」



　　利益的糾葛始終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廣義來看，金錢、福利、自由、權力、食物、資源...等等，都可視為利益的一種型態。許多人對「既得利益者」深惡痛絕，這個詞彙經常出現在各種批評論述之中，通常指涉的是負面含意。隨著政治開放、言論自由的潮流，大家也很喜歡使用這種尖銳的詞語，只要用上幾個，彷彿就能氣勢凌人。但大家是否真正想過究竟什麼是既得利益？誰算是既得利益者？這些問題無需牽扯什麼理論學說，而是關乎我們怎麼看待「利益分配」這件事。我們沒有的好處，別人卻有，這就是不公平嗎？那些人就是既得利益者？相反地，我們擁有一些利益，在沒有的人眼中，我們豈不也是既得利益者？若這樣一層一層比較下去，除了社會最最底層的弱勢群體，有誰敢說自己不是既得利益者？但除了「五十步罵百步」的不滿，這樣的比較與爭鬥有什麼積極意義！利益分配違背社會公平正義，當然要從制度面修改。然而社會群體之間的「不瞭解」與「誤會」，卻阻礙我們從更理性寬廣的角度看待利益分配與保護的制度問題。誰在散播片斷扭曲的資訊？誰將可以一起爭取制度改革的力量，分化成彼此對立的群體？



　　不管今天處於利益天平的哪一端，我們應該多瞭解自己不太清楚的制度、不太熟悉的群體、不太認識的觀點。原本擁有的人或許更懂得知足、感恩與分享，期盼擁有的人也可能因此看清真正的敵人不在天平的另一端，而是刻意將雙方擺在利益競技場上自相殘殺的煽動者。

討論用文章：〈選擇多≠好〉

我們的選擇增加了，心靈上的快樂與滿足，卻沒有跟著提高。



撰文╱史瓦茲（Barry Schwartz）

翻譯／姚若潔

原始文件： 科學人雜誌網站



比起過去，我們今日的生活在各方面都享有更多選擇。某種程度上，有所選擇能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試想，如果有幾樣選擇是件好事，那麼有更多選擇就應該更好；在乎擁有各種選擇的人，會從中獲得好處，而不在乎的人可能永遠都沒法嚐到他們從未吃過的其他273種早餐穀片。這樣的推論不是很合理嗎？然而，最近的研究強烈顯示，在心理學上，這種設想是錯誤的。雖然有所選擇當然比毫無選擇要好，但選擇多，不見得永遠優於選擇少。



這項研究成果與大尺度社會趨勢吻合。包括美國霍普學院的麥爾斯（David G. Meyers）與耶魯大學的連恩（Robert E. Lane）在內，許多社會科學家評估人們的幸福程度，結果顯示：在美國以及多數富裕社會，選擇與富裕的增加，伴隨的卻是幸福的減少。過去30年來，隨著美國國內生產毛額的倍增，自認為「非常快樂」的人口比率卻減少了5%，相當於1400萬人。被診斷為抑鬱症的人數也比過去任何一個時候要多。當然，沒有人相信，單一原因就能解釋幸福程度的下降，但有多項研究指出，選擇的遽增在這裡扮演了重要角色。



看樣子，當社會變得更富裕、人們變得更自由時，卻同時變得較不快樂。在個人自主、選擇與主控權這麼高的時代，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這種苦難？



最近，我與幾位同事進行研究，對於為什麼當選擇變多時，人們反而變得不快樂提供了看法。首先，我們區分出「極大化者」（maximizer，總是盡可能達成最佳的選擇）與「滿足化者」（satisficer，無論更好的選擇是否可能存在，只要「夠好」就好了）。「滿足化者」這個詞引用自諾貝爾獎得主、卡內基美倫大學的心理與經濟學家西蒙（Herbert A. Simon）。



我們製作了一連串的敘述，做為「極大化尺標」，來診斷人們力求最佳選擇的傾向。我們讓數千人用這些敘述，為自己打分數，例如對於「我從不滿意次佳的選擇」，依「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的程度，給自己打1~7分。我們也評估他們對自己下的決定的滿足感。



我們並未界定一個決斷的標準，來區分極大化者與滿足化者。但一般而言，我們認為平均分數高於中間值4者是極大化者，低於4為滿足化者。分數最高的那些人，也就是最強的極大化者，無論在決定購買之前或之後，都會比分數最低的人做更多的產品比較，也會花比較長的時間才決定要買什麼。而滿足化者在找到了一個符合他們標準的東西之後，就不再尋找。然而極大化者會盡最大的努力閱讀商品標籤、查購物雜誌、嘗試新產品，他們也花較多時間比較自己與他人的購買成果。



當然，沒有人能夠一一查看所有的產品，但極大化者會為了這個理想而奮鬥，也因此當可供選擇的數量提高時，要下決定就變得越來越困難。更糟的是，做了一個選擇之後，他們還會為那些沒時間調查的選項感到煩惱。結局是，比起滿足化者，他們的確更有機會做出客觀上較好的選擇，但獲得的滿足感卻較少。當現實逼迫極大化者妥協、結束搜尋，並做決定時，他們又開始憂慮可能會出現比現在更好的選擇。



我們也發現，最強的極大化者也是對自己的成果最不滿意的人。當他們拿自己與別人比較，自己的成果較佳時，只獲得一點點的快樂，自己的決定較差時，卻極度的不滿。他們較容易在買了東西之後感到後悔，而如果他們的戰利品讓自己失望，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才能恢復過來。他們也比滿足化者容易陷入沉思。



後悔，加重了成本



如同機會溜走會令人感到懊悔，人們也可能對已做下的決定感到遺憾。我與同事設計了一個尺標來測量後悔的傾向，我們發現容易感到遺憾的人，相對來說也比較不快樂，對生命較不滿意、較不樂觀，也較沮喪。不出所料的是，我們同時發現高度易感遺憾的人，有成為極大化者的傾向。的確，我們認為，擔心將來會後悔，正是一個人變成極大化者的主要原因。要確保未來不會遺憾，唯一的辦法就是盡可能做最好的決定。不幸的是，選擇越多，你要承擔的機會成本就越高，也就越可能感到遺憾。



遺憾也許是我們討厭失去的理由之一。你是否曾經買了一雙很貴的鞋子，卻發現它難穿到讓你走不了10分鐘的路？你會把它們丟掉，還是收到鞋櫃深處？你很可能很難將它丟棄。買這雙鞋子時，你就已花費了實際的「沉沒成本」，你會把東西留著，期望有一天你花的錢會變得值得。把鞋子送人或丟棄，會迫使你承認錯誤—這次的購買是一次損失。



有一個經典範例可證明沉沒成本的力量。人們購買當地劇院的季票時，有的人買到原價票，有人買折扣票。然後，研究者持續追蹤購票者在當季上劇院的次數有多少。結果，買原價票的人比買折價票的人更常出現在劇院。研究者說，這道理在於：買原價票的人如果不用票，感到遺憾的程度會比較高，因為放著這些比較貴的票不用，會是比較大的損失。



有一些研究顯示，影響遺憾的其中兩個因素，一是當事人自認對事情的結果要負多大責任，二是更好的替代方案有多容易想到。而選擇的增加顯然加劇了這兩種包袱。當你毫無選擇時，又能怎麼辦呢？你會覺得失望，或是感到遺憾？不會。如果沒有選擇，你只好盡力做你能做的。但有許多選擇時，很可能有一個最好的選擇就在某處，你覺得自己應該有能力把它找出來。



適應，讓愉悅麻木



還有一種叫做「適應」的現象，在我們面對太多選擇時，也會引發一些問題。簡單的說，我們會對事物產生習慣，所以生命中很少會有事物像我們所預期的一樣好。經過多次的掙扎之後，也許你終於決定買一部凌志（Lexus）汽車，然後試著把其他也吸引你注意的車款全都拋諸腦後。但是，一旦你開始駕駛新車，「適應」便會開始發生，你會感到好像沒那麼滿意了。這是種雙重打擊—為你沒有選擇的感到遺憾，且為你選擇的感到失望，即使你當時的選擇其實並不差。



由於適應的存在，正向經驗所引發的熱情並沒有產生幫助。哈佛大學的吉爾伯特（Daniel T. Gilber）與維吉尼亞大學的威爾森（Timothy D. Wilson）及合作夥伴曾經指出，人們總是錯估了美好經驗令人持續滿意的時間，以及壞經驗讓人不滿的時間。美好感覺隨著時間而減損，總是個不討人喜歡的驚奇。



在一個擁有較多選擇的世界，可能造成的失落感，比選擇少的世界還要多。與每個決定有關的機會成本，以及下決定所耗費的時間與精力，都是我們的「固定成本」，這些成本在一開始就已經被付出了，然後會隨著這個決定的壽命「分期償還」。我們對某一個決定投資得越多，就會期望這份投資帶來更多的滿足。如果一個抉擇帶來長時間大量的滿足，下決定的成本就變得不太明顯。但是，萬一這個決定帶來愉悅的時間很短，成本就顯得很大了。花四個月的時間決定買哪一部音響，如果能讓你享受15年，實在是挺不錯的；但是如果你只興奮了六個月就適應了，可能會覺得自己花那麼大心血，真像個傻瓜。

我對台灣學術界與學者的高標準

　　今日看到一篇「台灣學術界對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的連署聲明」（後來「台灣學術界」改為「台灣各界」），我對於其中的呼籲與批評沒有特別的意見，畢竟很多觀點都有理論學說與實際經驗的依據。若單就這一部份，我就算不參與連署，似乎也沒有反對的理由。但這篇聲明所展現的「姿態」卻讓我稍有質疑，內文提到「事件發生至今，這些員工死亡的真相、涉及本案各方的責任歸屬、公民社會的基本認知、輿論和政府應有的社會及政治責任，卻未得到釐清。」這些我也都認同而且認為有必要深入討論，不過既然真相未能釐清，下文又怎能確切地說：「我們認為，鴻海富士康員工的連續自殺，是這些年輕工人對於壓迫人性的勞動體制，用生命做出永恆的抗議！」如此的評判有何根據？因為是學術界的聲音，所以「我們認為」這個詞就可以導出未經證實的論斷？


　　鴻海員工的連續自殺是否帶有「抗議」意義？是否針對「勞動體制」？所有個案都一樣嗎？富士康工廠自殺率相較於整體自殺率，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在數字以外，我們確實沒有更多資訊，但批評富士康隱藏真相的同時，這些學者又從何評判真相？我寫這篇文章的掙扎之處在於，這些學者的推測是合理的，批評也非無的放矢，但我不能接受死者被單方面地描述「他們對於壓迫人性的勞動體制，用生命做出永恆的抗議！」這段「悲壯漂亮」的文字，是那些年輕工人的心聲？他們或許真有話要說，有不滿要表達，但是不是這些學者所「代言」的話？若看過電影《一席之地》，莫子對社會大環境確有不滿，但墜樓的原因是意外失足，死前的掛念並非自己的懷才不遇，而是對女友的愧疚。但死後卻被塑造成以自己生命對社會控訴的英雄人物，備受各界崇拜景仰，實在諷刺。你說戲劇是假的，確實。但學者寫的劇本就是真的嗎？就理論理，以專業角度批評、控訴、呼籲都可以，何必把這些年輕工人扯進來滿足自己理論上的想像？


　　自由時報：「東海社會系助理教授楊友仁表示，台灣學界希望在七月下旬能夠組團去深圳的富士康工廠進行調查，並公開向郭董喊話，如果心裡沒有鬼，就不要害怕」。雖然報導不可盡信，但如果這些學者真的如此要求，那是怎樣的姿態？「心裡沒有鬼，就不用害怕」，豈不是設了一個「不讓學者調查團去，就是心裡有鬼」的陷阱？所以我懷疑政治人物貪污，也可號召「專業人士」到他的處所、辦公室「調查一番」，若不被接受，就代表他心中有鬼？希望這類情緒化語言只是部分媒體的加油添醋，否則學者的涵養應該比此更高一階才是。或許這些都是社會運動的策略，或許不夠強硬就不被重視......不過我這個門外漢不懂箇中奧妙。釐清真相是必要的，管轄單位應該主動調查，並且納入專業人士以昭公信，其他學者可以善盡監督責任，而且需要持之以恆。但由學者自發組團，要求對方配合，似乎有些過頭了。這個調查團代表誰？對誰負責？世界上確實存有許多壓迫、剝削、不公義，然而覺醒與抗拒的力量來自於每個人的主體性，或許學者可以扮演啟發引導的角色，但絕對不是「單向代言」。


　　我必須再次陳述，自己發表這些意見並非否定聲明的主要訴求，也不是漠視這個議題的重要性，我非常敬佩那些真正感同身受地為社會公義奔走的人們。但我必須說，「教授、院士」這些有名望的重要人物從事社會運動時，或許標準高、視野廣、學養深厚，但怎樣的姿態比較合適呢？怎樣的說法能夠貼近人心？若在乎一件事，應該審慎地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但絕非自以為是地認為其他人必須尊重「學術界」的聲音，況且「學術界的聲音」也不只一種啊！

扭曲研究結果的標題：「家裡有書孩子就願意唸書」

　　這次的報導看起來「不娛樂、不聳動」，而且似乎具有教育意義，但事實上這個標題與第一手的研究發現有極大的落差。我們先來看看這則報導是怎麼「變出來」的，點下方圖片可見此報導「參考」的外文報導，標題為「Books in Home as Important as Parents' Education in Determining Children's Education Level」。請注意，這裡的「Education Level」意指孩子的教育程度。就此標題來說，「家中藏書」與「家長教育」在決定「孩子教育程度」上是同樣重要的。內文的詳細程度，也遠遠超過中廣郭希誠的編譯。姑且不論細節，我們來看看標題「家裡有書　孩子就願意唸書」，在國外的報導裡，絲毫沒有提到「願意唸書」這件事。就定義上，「願意唸書」跟「教育程度」（在此研究中是指受教育的年數）是不同的事情。只要孩子「願意唸書」，受教年數就一定增加嗎？「家裡有書，孩子就願意唸書」這是因果關係的描述，但此研究應該是「相關研究」，家裡的藏書量與孩子的受教年數存有相關，相關不等於因果，願意唸書也不等於教育程度。




　　特別值得一提的，從下圖可見這個sciencedaily網站非常負責地附註引述來源，讓有興趣進一步瞭解的讀者可以查詢，當然也提供了我們確認報導真實性的依據。反觀中廣的報導，不僅內容大幅縮減，論點零散沒有組織，連編譯出處都沒有，更別提第一手的研究資料來源。




　　看到許多人在解讀這個研究時，會認為「家裡有錢或者父母教育程度較高，自然家中會有比較多書，孩子受教年數之所以增加是跟經濟資本或父母教育程度有關，而不是藏書數量」，因此認為這個研究根本沒有意義。既然有第一手研究資料，我們可以看看研究者「原本」說什麼。在摘要的第一行「Children growing up in homes with many books get 3 years more schooling than children from bookless homes, independent of their parents’ education, occupation, and class.」意指此研究控制家長教育、職業與階級後（使用統計方法來排除這幾個變數的影響力），家庭藏書與孩子受教年數仍有正相關，成長在藏書較多家庭的孩子，比家庭藏書較少的多接受3年的學校教育。但相關不能直接導出因果關係，家庭藏書是一個有效預測受教年數的指標，然而這個研究設計無法證明家庭藏書是增加孩子受教年數的原因。究竟相關的黑箱子裡「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因為書籍數量多，孩子就「喜歡讀書」、「願意唸書」，影響了他們的教育程度，所以受教年數較多？這些「想像」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單就此研究的相關數據不可驟然推論。研究結果的解釋應該審慎，有證據的可以解釋，但對於推論或臆測的假設，應該採取保留態度，中廣報導指出「孩子就『願意』唸書」顯然是過度引伸了。




　　總結來說，我們可以從不同層面討論「家中藏書」與「孩子學習、教育」的關連，寫篇專文說明自己的看法論點也無不可，但如果涉及「研究」，就應該要以證據為依歸，證據到哪就說到哪，不該妄自揣測。中廣這篇「家裡有書 孩子就願意唸書」的標題已經偏離研究的證據，將會造成多少誤解？問題不在於「家裡有書，會不會影響孩子唸書的意願？」而是報導者的標題超出了這個研究的範圍，牛頭不對馬嘴，但許多讀者都認為這是「有研究根據」的說法，然後認為多買一些書就可以讓孩子願意唸書（因果想像），原本的研究者豈不背了一個大黑鍋？無奈用Google搜尋「家裡有書孩子就願意唸書」，可以發現這篇中廣的報導已經被廣泛複製、引用，誰知道這個未經驗證的說法已經影響多少人？往好處想，未經驗證的說法也有可能是對的嘛！父母願意為孩子多買些書，也沒什麼不好......


　　這陣子非常在乎報導與研究的落差，但寫了幾篇文章後，發現有些無力感！同樣的謬誤反覆發生，媒體也不願承擔「求真」的使命，但又有多少人覺得事態嚴重？或許渾渾噩噩過日子，把研究報導當娛樂新聞看，欣賞報導者天馬行空的「創意」，會過得比較快樂吧！

[台灣立報]娛樂化的標題：輾轉失真的研究報導Ⅰ

　　在報章雜誌中，經常出現以「國外研究指出...」、「某某單位的研究發現...」開頭的報導，彷彿告訴讀者：「這可不是隨便亂說，而是學術研究！」問題是，記者真的秉持專業如實報導嗎？還是將研究結果斷章取義地扭曲成娛樂話題？





　　以5月17日中廣郭希誠的報導為例，「越小學會撒謊，越能當上執行長」想必激起許多人的好奇心，對稍有研究經驗的我來說，更想知道怎樣的研究設計可以獲得如此結論。但看完簡略的內文後，我不禁懷疑標題的可信度，無奈該文作者並沒有提供引述來源，無法直接查證第一手資料。透過網路查詢，多倫多大學的李康教授確有其人，他的研究主題也包括「兒童說謊與認知發展」，但始終找不到任何證據指出「越小學會撒謊，越能當上執行長」。不過在搜尋的過程中發現，類似的報導在同一天出現在「明報：兩歲懂說謊，出人頭地有機會」、「新華社：兒童撒謊未必有害，家長應抓住機會正面引導」、「中央社：越小開始說謊越聰明，長大較成功」、「Nownews：孩子越會撒謊，越有機會出頭天」，而這些都與英國媒體「The Sunday Times」與「Telegraph（部分內容來自The Sunday Times）」5月16日的報導有關，而Mailonline在17日刊出類似的新聞，連印度的newkerala與indiatimes也引述倫敦的報導。從這樣的報導抄抄抄（說好聽，是引述），媒體之間的共生關係網絡可見一斑。



　　媒體「報導別人的報導」已是見怪不怪的事，但在轉譯與詮釋的過程中，誰負責確認報導的真實性？若仔細分析上述報導，從英國媒體來到華文世界，內容已有不小的落差（在此不一一對照，請自行參照連結）。若英國的報導沒有「忠於原著」，那輾轉失真的程度豈不更嚴重！多倫多大學的研究結果，其重點在於用另一種角度看待「兒童說謊」這件事，表示說謊與兒童認知有關，可作為一種瞭解孩子發展的參考指標，但並不鼓勵孩子早點「學會」說謊，而是希望教師與家長發現孩子有說謊的現象時，把握時機進行機會教育（參見李康教授的受訪內容）。然而為了吸引讀者目光，「越小學會撒謊，越能當上執行長」這類標題凸顯的卻是「學會說謊與未來成功」的連結，再配上不完整的研究引述，非常容易造成讀者的誤解。這種娛樂化、聳動性的標題，倒也不能只怪國內的記者，國外媒體也好不到哪裡去。或者換個角度說，這個研究之所以受到矚目，有很大的原因是由於記者認為它「很能發揮」、「很有爆點」，至於研究結果應該怎樣審慎地詮釋、引伸，充分釐清相關與因果的差別，這些專業知能很重要，卻不是大多數記者關切的重點。



　　朋友笑我何必這麼認真，又不是什麼重大新聞，只是個有趣的話題，況且看看檯面上的政商人物，說謊與成功頗有幾分常識性的關連啊！但我從教育與研究的出發點質疑，過度詮釋的標題與斷章取義的報導，會產生多嚴重的後果？誰該負起「求真」的專業責任？推給「被引述者」就好？或者在聳動的標題後加上「？」以表示一種虛假的客觀態度！類似的研究報導層出不窮，新聞媒體當然可以引述學術研究，但我希望記者能夠專業地註明第一手資料來源，而非透過層層「報導鍊」來「編譯」別人的成果，也不該妄下過度引伸的標題。期盼媒體能正視這樣的意見，堅持報導品質與自身的專業責任。



　　曾把這篇文章的精簡版投稿到報紙的民意論壇，但我想很難被刊出吧！一方面是我寫得太龐雜，另一方面...媒體有他們的考量吧...


　　註：本文於2010-05-21刊登於臺灣立報《教育專題深入報導》，標題、段落略有修改。



相關連結:

中文剪報（中廣、新華社、中央社、明報、Nownews）


Trust me, telling fibs is sure sign of success:Toddlers who can fib by the time they are two could be the chief executives of tomorrow.



Lying children will grow up to be successful citizens:The earlier a child starts telling convincing lies 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be a success in later life, new research suggests.



Lying your way to the top: How tale-telling toddlers could turn out to be tycoons of the future.



For kids, telling lies a sign of future success?

娛樂化的標題：輾轉失真的研究報導Ⅱ

　　昨天下午又注意到一則中廣新聞：「男人比女人愛說謊，年說謊一千一百次」，馬上回頭找英國媒體Telegraph，果然發現一篇同主題的報導：「Men lie more than women, finds survey」（6:20AM BST 18 May 2010）。當下我推測，依照觀察到的模式，後續應該有更多相關報導會出現。果不其然，「中國青年網：男人一年說謊12萬次 揭秘兩性間十大謊言 」、「聯合報：研究證明 男人確實比女人愛說謊 」、「自由電子報：女比男誠實 男一年說謊破千次 」、「中國時報：英國最新研究 男人比女人愛說謊 」、「新浪：調查顯示男性愛說謊 平均每天約3次」、「華視：男人愛撤謊 一天要白賊3次！」、「東森：男人一天說3次謊　比女性多1個」......



　　兩天的追蹤發現，英國大報的研究報導，在一兩天內就會透過「編譯」的模式出現在其他媒體，然後透過網路四處轉貼。這種模式，我不專業地稱之為「媒體共生（寄生）關係」。其實不只是這幾天關切的「研究報導」有這樣的模式，國內媒體也盛行「跟著別人的報導追新聞」，我不知道專業的媒體工作者如何評判這樣的現象？這樣的模式豈不侷限了社會關注的範圍？



　　就亂下標題來說，「男人一年說謊12萬次，揭秘兩性間十大謊言」出現嚴重錯誤，若細看內文，應該是男人「一生」說謊12萬次，在標題卻變成「一年」說謊12萬次。若一年說謊12萬次，平均一天男人要說328個謊，這實在「差很大」！但透過媒體共生關係，這則報導會被轉貼到最初報導者難以控管的地方，例如某個社群的論壇，個人的部落格......「錯誤的標題」被反覆複製，就算原報導媒體發出勘誤說明，也無法修正那些「複製品」的錯誤。除了「謬誤的標題」，一個「有瑕疵」的報導也會被反覆複製，將會造成怎樣的後果？例如「越小學會撒謊，越能當上執行長」，傳達了研究者未提到的錯誤訊息，我可以想見有些學生會把這拿來說嘴。或許報導者有不同的觀點或立場，但對於「真」的追求應該是專業媒體必須堅持的，不是嗎？



　　就這個「男女生說謊次數」研究的類型來說，它其實是問卷調查的統計結果，而且是受訪者的「主觀回答」。「主觀回答」與「真實狀況」是否一致？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關鍵。當受訪者說「我一天說三次謊」，可能是他「察覺」到的說謊次數，說不定真實次數更多，也有可能他明知道自己說了三次以上，但為了某些考量，說自己只講了三次。受訪者回答的表面數字，並不會告訴你背後的故事。此外，性別會不會有差異呢？如果男生比較「大方地」承認自己的說謊次數，女生則對吐實有所顧忌，會不會影響了「男生比較愛說謊」的論斷？在同樣的數字背後（男多女少），有種可能是男生女生的說謊次數一樣，只不過男生比較坦白，女生則掩飾，或者男生比較誇大（顯示自己是壞男人？），而女生比較真誠。換句話說，「坦白程度」可能影響了受訪者說出的數字。所以這個調查研究很好玩，想要透過男女生的回答知道他們說謊的次數，可是卻無法確認他們說的是不是真的。如果報導的論斷是「男生比較愛說謊」，那研究者該不該相信男生回答的說謊次數？



　　會有人質疑這些都是「可能」，你怎麼知道真實是如何？的確，有水準的研究企圖周全地處理「真實」，盡可能瞭解「真實」，而主觀意見的調查可以做表面的數字統計，但怎麼能夠確認或篩選隱藏在數字背後的可能？與此相比，昨日被報導的李康教授「兒童說謊」的研究設計比較周全，因為他設計了真實情境去觀察受試者的反應，而不是讓受試者陳述自己有沒有說謊。但即使研究設計比較周全，研究結果還是逃不了被斷章取義的下場。總結來說，報導裡都說是「研究」，但有些研究設計本身有瑕疵，不能將研究結果過度類推。然而報導者是否有能力或者願意去判斷？當粗略有明顯缺失的調查結果被放到「科學」類別，而原本有些教育意義的研究卻被改了標題，放進「新奇」類別。我覺得「研究」一詞已經喪失了應有的規格與尊重。



　　思考這些問題之後，我在Ptt發文批判：「一、記者抄新聞、專業在哪？媒體共生結構越強，新聞就越缺乏多元；二、許多『研究』根本不夠水準，卻掛著研究之名，記者應該用腦袋判斷；三、就算原本是有水準的研究，也常被記者加個聳動性的標題，斷章取義，誤導讀者。」引來了一些回應，其中某位網友批評我搞不清楚「記者、編譯與編輯」的差別，他說「記者」與「編譯」是兩組人，而下標題的「大多是」「編輯」，而不是記者。這樣的指點我全然接受，因為我真的不懂這三者的差別，所以錯誤地用「記者」來含括所有媒體工作者。若這樣讓「記者」蒙受不白之冤，我願意道歉，以後我也會提醒自己「記者」不等於所有「媒體工作者」。



噓 txxxx30:我想批判的是你連記者跟編譯是兩組人都不知道還能寫這麼多

噓 txxxx30:看來你的媒體識讀程度也很有限

噓 txxxx30:還有你連下標題的大多是編輯不是記者都不知道

→ txxxx30:這年頭對媒體一知半解也能批評了是嗎?

→ ntnuspam:很抱歉，我的批評不專業。那以你比較專業的角度

→ ntnuspam:該怎麼解決我提出的問題與現象？

→ ntnuspam:記者、編譯、與編輯的專業各展現在什麼地方？

→ ntnuspam:請指教。



　　但這位網友最後說「這年頭對媒體一知半解也能批評了是嗎？」我對此有意見。我不認為自己不懂「記者、編譯與編輯」的差別就不能批評媒體。因為我看到的就是「存在謬誤的報導」以及「習於編譯國外報導的模式」，這是我提出的「問題現象」，你可以說這是「編譯」造成的，你可以說標題大多是「編輯」下的，不是記者。你可以用專業的角度說「問題出在哪裡」，這些都是「專業的解釋」，非常歡迎。但為什麼我不清楚媒體內部的分工合作方式，就不能批評這個現象？彷彿這些專業問題專家才能談，我一介莽夫要批評還不夠格。「專業」是一種令人信賴的知能或技術，而不是一堵阻擋外人批評的高牆。若媒體報導讓我產生不信賴感，請用專業向我這個門外漢說明，而非拿「不懂專業還敢批評！」來封我的嘴。

幽靈塞車與驅魔方法

　　昨天從雲林開車回到台中，花了四個多小時，又是一次塞車的痛苦經驗。除非想要增加與重要人物獨處的時間，大多數人都不喜歡塞車吧！若要避免這種苦痛，當然要瞭解塞車的原因並找出因應對策。其中「事故（車禍、故障、施工）」與「車流量太大」是我們很容易想到的原因，對策則是小心駕駛、高乘載管制、多使用大眾運輸工具......這些都是「常識」，但還是有讓人弄不清楚原因的「幽靈塞車」現象，今天的網路新聞趁熱提出相關研究，有興趣的人google「幽靈塞車」即可獲得不少資訊。


　　事實上，幽靈塞車並非神秘力量造成的，而是人們的「群體貢獻」。在《隱藏的邏輯》書中說明幽靈塞車的原因：「汽車駕駛人通常只能針對他附近的情況，迅速做出反應，路上的車子越來越多，車子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短時，終會到達一個臨界點，使我們的反射行為再也無法處理。這時候，有任何一輛車子踩了煞車慢下來，會連帶使更多的車子同時慢下來，慢下來的車子就更多，形成一排慢速前進的車陣，交通壅塞就自然而然地發生了。」簡單來說，這是許多駕駛人連鎖反應的結果。


　　舉例說明，假設ABCD四台車在同一車道，A駕駛突然看到路旁的美景，於是放慢速度好好欣賞；B駕駛看到A的煞車燈，也跟著放慢速度，但可能基於警惕，他減速的幅度比A大；C駕駛與B車沒有保持安全距離，一看到B車放慢，趕緊用力踩煞車防止追撞，結果幾乎停了下來；D駕駛看到C車的狀況，自然也謹慎地踩煞車。若原本四台車速度都相同，在連鎖反應中A（60→50）、B（60→45）、C（60→5）、D（60-0），原本的理想速度被A造成的連鎖反應破壞了。接著，當C車從靜止開始向前行，由於機械反應速度又耗去了幾秒鐘。看到C車開始微微前行，D駕駛才緩慢加油，此時機械反應速度又耗去了一些時間。四台車如此，幾百幾千台車所累積的速度喪失與時間耗費，極有可能造成塞車的現象。


　　當車流量很大的時候，車道之間的轉換彈性降低，這種連鎖效應就像海嘯，衝擊跟在後頭的車陣。有研究者認為這也是一種蝴蝶效應，一個小小的動作卻造成巨大的影響。除了煞車，變換車道也可能產生類似的影響。因為在車流量大的情況下，變換車道很容易造成後車的減速，甚至在變換過程中同時卡住兩個車道。更令我有興趣的是「車道增減」所造成的影響，最常見的例子就是「收費站」附近的塞車。當車子靠近收費站速度必須放慢，前述的效應已經開始向後傳播，而人工收費所產生的時間延誤也跟著發揮影響。於是車流量大的時候，在收費站前容易出現車陣。當完成收費動作時，往前進的車子也無法全速前進，因為收費站的車道多於高速公路的車道，所以8個車道的車子必須擠入3個車道，因此在收費站後容易產生「瓶頸」式的塞車。


　　綜合上述兩種模式，我覺得臺灣最戲劇化的塞車因素是「偷跑路肩」。當大家在車陣裡緩慢前進時，有些投機份子選擇違規行駛路肩，一旦有人帶頭，就會有車子禁不住誘惑跟進。部分想偷跑的車子，或許還得從內側車道慢慢轉移出來。如前所述，這個動作可能破壞整個車流的規律。而這些違規者的好處在於可以快速前進，風險則是被交通警察取締。為何第一台違規車輛出現後，許多車子會快速跟進？因為第一台車所承擔的風險最大，跟在後頭既可以享受違規的利益，又隨時可以「見風轉舵」。當違規的「帶頭大哥」減慢速度時，後面的駕駛一方面前進受阻，另一方面猜測可能前面有狀況（例如交通警察），所以不僅會放慢速度，還可能趁早切回正常車道，更後面的車子也有樣學樣，這時又會延緩正常車道的前進速度，造成「車道縮減式」的塞車。而「帶頭大哥」為何放慢速度？或許真有交警在前頭，也可能是覺得「已經賺夠了」，不想一直在前頭承擔最大風險，於是他選擇回到正常車道，這樣的選擇極可能影響了追隨者的行動。我們可以想像這類的事件的連鎖反應，更特別的，它們還會循環出現。


　　分析完這些「觀察」，該怎麼解決呢？研究運輸的專家當然有些「疏導措施」，但我想要天馬行空地提出「未來方案」：自動化運輸。車子一旦上高速公路，就透過無線網路連線到中央控制中心，只需要輸入目的地，其他配速、轉換車道、超車的選擇由電腦控制。系統以「整體速度最佳化」為優先考量，避免少數人為了個別利益而拖累整體速度，降低每一個單獨駕駛可能產生的變動因素。當某台車因為路況而降速時，後面的數十輛的車子可以「同步動作」，減低反應時間的損失。各車輛之間的距離也由電腦控管，可隨著車流量調整，特別在車流中必須保留空隙，以作為車輛進入或轉換車道之用。當有車子從交流道進入時，電腦可預先計算，直接安排切入位置。在這樣的安排下，每台車子就像一個一個車廂，彼此互相關連，但又可以彈性組合。這種系統發展到極致，可以將所有公路納入，變成一個龐大的「大眾運輸系統」。大家出門搭的只是「包廂」，至於怎麼走，全由電腦安排。


　　若真有這套系統，提升了便利、速度與安全，因為減少人類行為的變數。但必然會招致另一種批評：犧牲了人類的自主性。有人就是喜歡「駕駛」的感覺，有人就是喜歡「違規」，有人就是喜歡無目的地開車兜風......到那個時候，經歷過開車與塞車的老人們，大概會有強烈的復古情懷。至於「新時代」的人類，「自主駕駛」會成為部分群體凸顯自己與眾不同的象徵行為。上述的胡思亂想可以當作預言，賭賭看是否會成真！


　　當「堵」在公路上時，小孩看著車陣好奇地問：「為什麼會塞車呢？」心煩氣躁的大人們會怎麼回答？如果引導小孩好好研究這件平凡的事，或許會造就不平凡的未來！

慈悲從心做起，關懷無聲弱勢

　　每天清晨，外婆總是恭敬地站在神桌前，雙手持香向眾神明與祖先牌位喃喃祭禱。除了「全家平安」、「身體康健」、「風調雨順」……等等慣常禱詞之外，也能依稀聽到「保佑今年莊稼能豐收」、「小孩上學要懂事聽話」這些與家庭近況相關的祈求。偶爾看見睡眼惺忪的我站在一旁，她便會喚我到跟前，蹲下身，從後方用雙手合住我的雙手，依序教我認識供奉神明的名諱，一邊告訴我可以把心裡的願望告訴神明，並且補充：如果心意虔誠也努力行善，神明就會協助自己達成心願。


　　一次又一次的清晨，隨著外婆的禱詞與告誡，我接觸了生命中最初也最質樸的道德教材：「多做善事，神明才會保佑你」、「舉頭三尺有神明，所以不可以做壞事」、「神明會化身為需要幫助的人，出現在你身旁，考驗你有沒有慈悲心」……於是，晨曦中的廳堂多了一個小小的身影。雙手持香的我站在神桌前，模仿大人的用詞謹慎地唸自己的祈求，再告解般地檢討昨日的「不當」作為，希望神明不要介意這不小心的「失誤」，再給自己一次機會。母親微笑聽著我的童言童語，那笑容如同畫像中的觀世音菩薩一般。


　　數十年後，上述這幅幼年記憶的影像依舊歷歷在目，只不過我已不再是那位暗中向神明祈求「能有自己腳踏車」的天真小男孩。心中的願望隨著人生經歷不斷更替，轉眼間，自己也變成每日清晨站在神桌前喃喃祭禱的「大人」，虔誠地向眾神明祈求家庭的幸福。


　　在這段今昔對比中，我想傳達的並非對於宗教力量的崇敬，也不想討論那些幼時規訓在不同人生階段的詮釋。最重要的是：無論孩童或成人，不管怎樣的身份地位，人們面對生命難題、內心企盼或未知處境時，都有一種尋求倚靠及寄託的需求。如果這樣的描述太抽象，過去的成語已經提供具體的比擬：「手足無措」、「倉皇失措」、「不知所措」……簡單來說，就是「不知如何是好」的處境。



　　面對生命中的重大抉擇，不確定何者是最佳選擇；想獲得自己企盼已久的事物，不知道該怎麼做；面對茫然未知的將來，難以鼓起向前邁進的勇氣。生命中充斥著如此多的不確定，誰能回應這樣的需求？我曾以為就是宗教，就是人們所崇敬的各式神明。但隨著年紀增長，自己卻有新的體會：雖然童年的我向神明祈求早日學會騎腳踏車，但真真切切陪我經歷這一切的，卻是父親以及他那扶著腳踏車的雙手。原來，除了神明，人，也有能力回應，甚至滿足其他人的需求。



　　在許多宗教思維中的「行善」，不正是強調「人的力量與責任」？正所謂「助人為快樂之本」，在這樣的基礎下，人與人互助互信互諒得以良性循環，人性的光輝也因而閃耀。若人作為群體的一份子，都對其他人負有一份責任，那麼肩負法定職責的人民公僕豈能置身事外？我們對自己的角色應該有更深切的期許！



外在的口號？內心的啟發！

　　馬英九總統於今年元旦祝詞中，針對公務人員有這樣的期勉：「首先感謝大家一年的辛勞，不過公務員工作比較有保障，相對不受景氣的影響，此刻更須體會這一段時間人民的痛苦，發揮主動積極的精神，走出辦公室，到民間發掘問題，解決問題。『依法行政』不能作為保守卸責的藉口，只要是法所不禁，公務員應該積極為民興利，為民造福。既有程序如果緩不濟急，就應該跳出窠臼，不容墨守陳規、抱殘守缺。從中央到地方，每一位公務員都要有像觀世音菩薩那種『聞聲救苦』的慈悲心，隨時思考如何幫助人民解決問題，克服困難。一定要記住，對人民的幫助如果不能及時，就等於沒有幫助。」



　　其中「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的慈悲心」竟引起不少的論辯。有些人認為這樣的要求標準未免太高，有些則認為這只是好聽的口號，實際上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又有多少「高官」能以身作則？有些人分析既定政策來檢驗決策者是否真的有聞聲救苦的慈悲心。在民主社會中，各種聲音都應該被尊重。但更具建設性的思考是，我們可以從中獲得什麼啟發？這些期勉對公務人員來說有沒有道理？口號也好，口水也罷，願意獨立判斷與反躬自省的人不會盲目隨之起舞或斷然排斥，而是找到能夠提昇自己的方法。



　　暫且撇開「別人如何如何，我為什麼就要……」的比較觀點。試想，如果公務人員能夠有慈悲心，能夠聞聲救苦，究竟有什麼不好？扛著「鐵飯碗」這個被長期塑造的刻板印象，我們難道不能用「為民興利」、「為民造福」的形象加以取代嗎？對於「要有聞聲救苦的慈悲心」，我個人願意將它當成自我成長的目標。性喜嘲諷的人倒不必批評這是不自量力，因為凡人就算不可能達到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境界，但為人處事時心中多存一分慈悲，就能造成一點好的改變。古有明訓：「勿以善小而不為」，日行小善，自能聚沙成塔，積少成多。若能感染周邊的人一慈悲行事善，豈不是更棒的良性影響？



如何詮釋「慈」與「悲」？

　　依照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慈指給予眾生安樂；悲指拔除眾生的痛苦」。慈悲二字雖是佛家用語，但相同的概念並非佛典獨有。對照儒家經典，孔子在與弟子各言其志時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種關愛照護與人際間的信賴亦是與人安樂的「慈」。再以「悲」來說，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孟子所言「人飢己飢，人溺己溺」都是同樣的憐憫之心，希望削減、解除人們的苦痛。心理學中的「同理心」概念，重視「站在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去體會當事人感覺的心理歷程」，若能理解他人的切身感受，在這樣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與樂拔苦」。換句話說，慈悲的概念並不遙遠，它源於人的善性，古今中外皆然。



　　慈悲應以眾生為念，行善不該限定時間，但公務人員基於法定職責，有比較明確的服務對象與執行業務，所以我們可以將「慈悲」的概念融入自己的工作：提供服務對象安樂舒適，解除痛苦，降低不便。今日早已是專業分工的社會，公部門中有些單位的性質是專業諮詢，有些是申請審核，有些則是解決急難問題，有些關於社會照護……因此不同單位的服務對象有不一樣的「苦」與「樂」，我們是否認真體察過人們的感受？



　　尋求諮詢者的「苦」可能是對於專業領域的陌生與不安，我們可以給他們的「樂」是深入淺出的分析與建議，讓諮詢者心安；申請者的「苦」或許是繁雜且不知如何填寫的表件，我們可以提供的「樂」是讓他們清楚自己該準備哪些資料，如何填寫表單；對於急難問題，「苦」可能是極度的倉皇失措，「樂」則是能夠得到明確而令人安心的處理方式。這些例子看來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對業務已經習以為常的我們，是不是容易在執行過程中為了「便利自己」而「忽略別人」？身為人民公僕，是否能恰當地回應人們的需求？用慈悲的眼光重新檢視自己與人的互動，可以發現：我們工作的價值並非「處理例行業務」，而是「回應人們的需求」！



　　除了將慈悲心融入工作中，用同理心回應業務範圍內的服務對象，我們還可以延續觀世音菩薩的比擬，進一步思考公務人員如何讓人民「願意傾訴、願意信賴、願意期盼」。



無處不現身的啟發：我們站的位置在哪？

　　佛家典籍中，觀世音菩薩具有「無處不現身」的神通，所以「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渡人舟」。能親身體驗神蹟的人終究是少數，可是為什麼觀世音菩薩的形象如此鮮明地刻劃在許多人心中？因為這些人相信祂會陪在自己身旁，在最需要的時候指點迷津。簡單地說，觀世音菩薩的形象並非高高在上，信徒們相信祂就在自己身邊，傾聽苦難，提供心靈的慰藉。如果我們希望能回應人民的需求，那麼公務人員是不是跟人民站在一起呢？是否也如此被人民相信、倚賴？



　　考量業務範圍，公務人員的心思應該多思考人民需要什麼？換句話說，業務是為人民的需求而開展的。我們無法真的「出現」在每一個需要協助的人身旁，可是人民的需求我們必須事先「想到」，能夠即時地回應相關需求，公部門的政策才可以讓人民感受「政府無處不現身」，這是第一層啟發。其次，公務人員在執行業務時，應該展現「我與你站在一起」的態度，擔任協助者的角色，而非權力在握的審核者。「我與你站在一起。我會盡力協助你。雖然法令有一些規定限制，但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合法、可行的方式，儘量滿足你的期望……」這種態度或詞語不需要外在訓練，當我們懷抱慈悲心的時候，這樣的表現是再自然也不過的！



　　上述的啟發固然可以作為期許，然而在實務上，慈悲心的考驗並不容易。因為每一位洽公的民眾都期望自己的需求得到滿足，若是希望落空難免情緒低落。尤其深感苦難又著急的人，要和顏悅色地表達自己的處境實非易事。一位民眾為了一件事見一位公務人員，可是一位公務人員一天要為許多民眾處理許多事。這並不是影響服務品質的藉口，而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但無論業務性質為何，民眾與公務人員之間的關係都不該是「對立」的。很遺憾地，在某些官場文化、刻板印象或利益糾葛的影響下，雙方的關係已經被扭曲了。如果彼此都願意移動自己的腳步，靠近一些，站在一起。我能看見你的需求，你能看見我的難處，就更能相互合作、相互體諒。慈悲心或許不能解決問題，但可以讓問題比較容易解決，因為它提供了站在一起的平台。



聞聲救苦的主動性：我們聽到誰的聲音？

　　回到引發爭議的「聞聲救苦」，究竟公務人員如何聞聲救苦？又要聽怎樣的聲音呢？很矛盾的，處於科層體制中的公務人員，「上面」的聲音總是比較大聲，而且往往不得不聽，但「上面的聲音」經常離人民有斷不小的距離。不可否認地，這是制度設計與文化慣習的問題。如果上面的音量可以調小聲一些，或許我們的耳朵更容易聽見民眾細微卻此起彼落的訴苦聲。換言之，科層體制由上而下的壓力與考核勝過由下而上的意見回饋。在這種機制下，仰賴的是具備專業知能且理解民意的領導階層，然而更妥善的做法則是增加各層級的彈性，同時開啟多元的回饋管道，我相信這樣子才能夠接受到更貼近人民需求的聲音。



　　有些人會質疑：「聲音多了要聽誰的呢？只有一種聲音多好！我只要聽命行事就不會有錯，現在反倒要聽各式各樣的聲音，若決定這樣做，責任也在自己身上。弄到最後，連自己都無所適從了！」的確，多元的聲音帶給我們許多不穩定性，但別忘了這樣的聲音才是我們身處的真實。如果人民的聲音進不到我們耳中，一種可能是我們的制度拒絕接受，一種則是人民已不再相信政府，多說無益。然而上述兩種都不是我們樂見的情況。事實上，多元的聲音並非威脅，因為關鍵並不是「滿足」所有的聲音，而是我們必須「聽見」然後「回應」這些訴求。聞聲救苦不是作秀，也不是當爛好人。要聞聲救苦，必須先聽見人民的聲音，但身為公務人員，還是必須秉持專業去判斷「救苦」的範疇。民眾最厭惡的是公部門「聽不見」、「不願意聽」，甚至貶斥來自真實處境的聲音。我們必須去「聽」，聽人民的苦樂，這樣才更能夠確定自己的服務方向。「傾聽」本身就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輔導技巧，它同樣可以拉近民眾與公務人員的距離。如果限於時間配當，沒辦法好好地聽每一位民眾訴苦，那麼至少將曾經聽過的真實聲音牢記在心中，成為慈悲同理的元素，無形中就能展現出令民眾信賴的態度。



　　前面強調的是「開放、接納」各種聲音，但聞聲救苦更積極的主動性，卻是展現在「去聽，聽不見的聲音」。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在現行的文化中，握有權力的人講話很大聲，懂得利用媒體的人能夠讓自己的聲音擴散，能寫能說的人還有機會表達意見。這些人的聲音被聽見了，但你可知道，社會底層有許多難以發聲的弱勢，他們並不是沒有聲音，而是不懂方法、被拒絕、被否定、被忽略。因此聞聲救苦，不是坐在辦公室裡收電子郵件、接聽電話，等著聲音進來。就算現在是資訊時代，但依舊有數量不少的弱勢族群沒辦法將聲音送進我們的耳中。難道聽不到聲音就代表沒有問題嗎？我想大多數人都清楚這個邏輯，可是在長久「聲音大，先處理」的文化下，很多公務人員都不知不覺地被制約了。上位者如果真的希望公務人員能夠聞聲救苦，就必須給我們「聽見聲音」的空間與權限，因為公務人員不是透過電話處理申訴的客服人員，不是擺在街頭的制式販賣機，我們被期待能夠聽見人民的聲音，去瞭解民眾的切身處境，去協助最需要的人。「去聽，聽不見的聲音」可能是相對沈重的負擔，卻是更神聖且有意義的使命。



培養慈悲的關卡：突破個別生命的盲點

　　培養慈悲心，可說是一種善的意向，我們願意去努力、嘗試。這是值得鼓勵的自我成長，但培養慈悲的歷程並非毫無困難，其中有一個阻礙來自於我們「有限的生命經歷」。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成長歷程，我們不可能親身體驗所有人曾經面對的苦與樂，因此理所當然地侷限了公務人員的同理心。這是每一個人的共同處境，只不過培養慈悲心的過程，必須看清楚自身的盲點，這樣才能夠更審慎地評估自己聽到的聲音。



　　舉例來說，為了保障服務品質，公務人員的考選任用都有一定的標準。整體而言，公務人員的教育程度都有一定的水準，這樣的教育歷程其實就無可避免地與某些人產生距離。這不會是缺陷，只是有可能形成盲點。例如，當我們很理所當然地將「表格及填表須知」遞給申請者，請他到旁邊櫃臺填寫時，我們可能完全忽略自己五分鐘可以讀完、填完的文件，對那位申請者卻需要一小時，甚至完全不知道怎麼做。以為每一個人都「識字、能寫字」，這就是一種盲點。同樣的預設不僅阻礙了我們慈悲的善念，甚至造成對他人的潛在排擠。



　　許多人可能也沒想過，公務人員穩定的薪資也會形成盲點。因為我們薪資所支撐的生活型態，與社會中下階層的民眾截然不同。我們擁有的尋常設備，可能是一些貧困家庭買不起的奢侈品。上網申辦或許是業務「E化」的象徵，民眾不需出門不是很方便嗎？但有些家庭可能連電腦都沒有。當承辦人員因為證明文件不足而請申請者明日再來時，可能不知道這位民眾搭了三小時的車來到城鎮，希望能夠盡快領回救急用的津貼。在我們眼中，或許會覺得二千元的津貼並不急啊！但對急需的民眾來說，二千元的份量卻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在這裡並非挑戰所有既定的政策與規則，而想凸顯許多「理所當然」是我們個別生命經歷所造成的盲點，不該讓它阻礙了我們對弱勢族群的關懷。



　　既然每個人生命有限，經歷又有差異，那該怎麼克服這些盲點？可行的方法就是盡量多接觸其他人的生活。透過報導，透過書籍，透過媒體，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不同人的生活，理解他們在乎的事。近年來，一些文化工作者致力於「為弱勢發聲」，紀錄片就是其中一種媒介。例如《台北幾米？大都會的勞動身影》紀錄大城市中勞動者的生活，《無米樂》的主題則是WTO下的農民處境，《翻滾吧男孩》點出基層運動的困難，《石頭夢》描述臺灣的多族群關係，《九命人》控訴體罰對孩子的心靈傷害……透過這些影像，我們能夠聽到一些微小的聲音，也可以開展自己生命的視野。重點不是從中找尋對或錯，而是藉由這些故事突破自己的生命盲點。若這些聲音與自己業務相關，那麼獲得的啟發將是提升服務的關鍵。



　　人與人的互動本來就是非常自然的，可惜在某些社會制度下，反倒將人們區隔成不同的群體，鮮少往來。慈悲雖是善念，但唯有寬廣的視野，多元的觀點以及對其他生命的理解，才能讓心中的慈悲生根、開花、結果。



沒有神通的我們有什麼？

　　熱血沸騰地寫了這麼多，我們真的做得到嗎？觀世音菩薩有妙法神通，我們只是凡夫俗子，工作之餘也有自己的困擾憂慮，有時自己也徬徨不安，會不會被這樣的慈悲心累垮？我們確實只是平凡人，把「眾生」扛在肩上真的太沈重。上述的理想不應該形成壓力，因為慈悲是從心而來的，是心甘情願。心懷慈悲是一種修養，而日行小善則是每個人能做的。千萬不要落入數量的迷思，覺得難以力挽狂瀾就意志消沈。換個角度想，我們沒有神通，可是我們有一個專業分工的龐大團隊。各司其職，各掌權責，若能相互配合，貼近人民需求，也能盡力去聞聲救苦啊！



未結束的考驗：心靈與自然的重建歷程

　　就在撰寫文章的同時，莫拉克颱風造成的嚴重災情令我百感交集。在當下無需多費唇舌爭辯天災還是人禍，也不用美其名釐清責任歸屬，實是推卸過錯。看到人民臉上那種驚恐、擔憂、傷痛、憤怒……恨不得能像觀世音菩薩展現神通，發揮慈悲，與樂拔苦。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我卻清楚考驗尚未結束，政府部門必須扛下後續的重建大任。對於重建過程中，人民所有可能的需求，都必須秉持慈悲心預先設想，與民眾站在一起，去體會他們真切的處境。對於聲音細微的弱勢群體，更應該積極主動地去聆聽、關懷、協助。



　　重建的道路必然艱辛，我期勉自己與每一位公部門的伙伴都能盡自身的一份心力。慈悲心，或許可作為心靈重建的主軸，相信它能夠發揮驚人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也大發奇想，是否應該用同樣的慈悲心看待臺灣這塊土地，看待我們的大自然？它的聲音被我們忽略多久？我們無情地榨取它的資源來換取自身的利益，卻鮮少為這塊土地做過什麼。它的劇烈反撲是不是一種痛苦的展現？



　　將慈悲心擴展，它是我們看待自己與外在世界關係的視野。培養慈悲從心做起，我們也能重新營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光環下的發言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鼎鼎大名的海耶克（Hayek）曾發表一段發人深省的感言：



　　諾貝爾獎給某一個人的這種權威，就經濟學這門學科來講，誰也不應該享有。在自然科學部門，這沒有問題。自然科學家當中某一個人所產生的影響，主要是影響到他的同行專家們。……但是，經濟學家的影響之關係重大者，卻是影響一些外行人：政客、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大眾。 



　　用這樣隆重的儀式以宣揚少數幾位經濟家的成就，使之舉世矚目，因而加強他的影響力，這樣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所以我想建議，凡是獲得諾貝爾這項榮譽的人，必得做一謙虛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學術以外對於公共事務發表意見。或者，授獎人在授獎時至少要求受獎者謹記住我們經濟學的大師之一馬歇爾（A.Marshall）的嚴正忠告：「社會科學者必須戒懼赫赫之名：當衆人大捧之時，災禍亦將隨之而來」。


　　其實不只是經濟學者或社會科學家，所有具有「影響力」的人都該引以為戒。頂著國際知名獎項或意識型態正確的光環，成為所謂的「華人之光」、「台灣之光」......並不代表他們的光芒可以超越專業的界線。事實上，有些人試圖發揮的影響力，卻遠遠超過自己的專業領域與角色份際。但一般人對於超乎自己理解範疇的學者專家，總是抱著幾分崇拜與敬畏，不自覺地放大他們言論的音量與穿透力。然而所謂天才或智者，豈是樣樣萬能？


　　當然，反駁者會拿出「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來合理化這樣的言行。但我認為對一個已經有光環的「知識份子」，他的社會責任就是對自己的影響力負責，如海耶克所言：「不在自己的學術以外對於公共事務發表意見」。正是因為這類人物對社會大眾有影響力，所以更需要謹言慎行。在此情況下，言論自由必須「自覺性」地加以限縮。可惜的是，自然科學部門的學者，並不總是如海耶克所想像「只影響他的同行專家們」。

理所當然之下的陰謀與謊言《時代精神》

談表決的「表」與「決」

政治魔術師把什麼變不見了？

　　為了選舉盛事，一場大型政治魔術秀正在台灣上演。耗資千萬打造的聲光效果，使我們看得目眩神迷、暈頭轉向，隨著魔術師的引導而不能自已。魔術的手法有高下之別，但基本原則很簡單：「錯誤引導、轉移焦點」。



　　首先，「錯誤引導」就是「傳送過度簡單化的訊息」，例如「愛台灣就是......」、「如果......就是捍衛威權體制」。這種二分式的論斷激化觀眾的情緒，透過立場的表達而產生一種參與感。最好再加上一些尖銳言論，越具爭議性，觀眾越是激情投入，越是落入「當局者迷」的陷阱，任由魔術師操弄。其次，「轉移焦點」將觀眾的注意力引導到「魔術師要他們所注意的地方」，而忽略了真正關鍵的部分。愈是吸引目光的大型道具與爭議人物，愈具有轉移焦點的效果。乏味的經濟分析數據，怎比得上「大中至正秀」？教育場域的師生企盼，怎比得上媒體前跳樑小丑的自以為是？於是，我們只看政治魔術師要我們看的。



　　而這場魔術秀最特別的地方在於，政治魔術師們並不告訴觀眾它們把什麼變不見了！等我們從層層迷霧中驚醒，才赫然發現 — 和諧不見了！團結不見了！競爭力不見了！自由民主不見了！只留下對立、仇恨、虛耗、民主假象以及魔術師的黑袍......

[中時]：當「政治身份」凌駕專業知能，還能相信誰？

原標題：當「政治身份」凌駕專業知能，還能相信誰？

刊出標題：醫生要不要公布黨籍？


　　司法，首重專業知能與道德倫理。公布司法官黨籍，到底能帶來什麼建設性的改變？如果將這樣的「政治身份」當作影響司法的變項，那麼公平審判的關鍵就是「控制變項」？因此以後任何司法案件，無論原告、被告、檢察官、律師、法官相關人等，都必須同一黨籍以免政治傾向影響判決。這樣會帶來更好的司法制度嗎？那麼性別、年齡、種族、社經地位等等變項要不要控制？如果只是單純公布司法官黨籍，那麼等判決結果出爐，失利的一方又可拿黨籍大做文章，永無寧日，司法的公信力何在？


　　如果政治身份的重要性凌駕專業知能，那醫生要不要公布黨籍？萬一國民黨醫生趁機對民進黨病人不利？教師要不要公布黨籍？否則民進黨老師會教壞國民黨的學生！警察也要公布黨籍，以免縱容同夥、誣陷政敵？或許真有人如此憂天，但回到根本，公布黨籍能夠讓這些制度更好嗎？或許改革的路未達終點，但請投注多一點心力於「提昇專業知能」，而不是拿政治身份來進行分類與鬥爭。


　　「轉型」走了樣，「正義」成政治爭議。至此窮途末路，只有政治身份沒有專業自主，我們還能相信誰？

虛幻之金：要錢是正義！灑錢是道義？沒錢是命運...

　　如果追討不當黨產是轉型正義，那現在國內討錢、國外灑錢是哪一招？我不反對轉型正義，但高聲喊著此等口號的人，應該更積極地「慎思反省」現在的作為是否符合正義原則！否則不是五十歨笑百步？錢入私囊不對，但恣意散財又是樂善好施的清高之舉嗎？不禁讓我想質問這些一邊要錢、一邊灑錢的人，對國對家的責任何在？儒家講「親親之殺(ㄕㄞˋ)」，認為愛由親而遠有等級之別，這本是人之常情。但我們的領導者似乎已經超越凡人枷鎖，在別的國家「視民如傷」，對於國內真的已經「受傷」的災民，又展現出怎樣的仁愛胸懷？國民看著自己政府對外人的援助居然會「眼紅」，只能自嘲沒錢是命運嗎？這是怎樣的世局啊？高來高去的外交策略我不懂，但我相信「實踐正義，不要捨今追昔；展現道義，注意親疏之別」，不管中華民國存不存在，這都是上位者應該身體力行的規準，也遠比連結網站的教育效果更大吧！

十二年國教：一張急躁又充滿矛盾的支票

　　「窮不能窮教育，苦不能苦孩子」，我們的行政院長有此胸懷令人感佩。然而愈是在乎教育，愈該審慎為之。最近「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政策與配套，並不像成熟的整體規劃，反倒似一張急躁又充滿矛盾的支票。令我不禁懷疑「教育操弄者」是否又要拿「教育」跟「孩子」兩面大旗，來掩蓋大環境的「苦」與「窮」？形塑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宣稱，誘惑信服者無止境地投入，質疑者則被冠上「不重視教育」、「不關愛孩子」或「違背世界趨勢」的罪名？面對近日口徑不一的「滅火」說辭，以及鬆散又相互矛盾的配套措施，我不清楚所謂「已經準備妥當」，但又「需要再進一步與各界討論」，而且「和社會直接對話，從今天開始」的政策，上位者哪來的信心可以在今年實施，後年「全面」推動？十二年國教要打破明星學校迷思，但教育部審定的「菁英高中職」已經引發各校競爭戰火，這又是哪種高妙的安排？



　　我不否定十二年國教的教育價值，但大家更應該關注的是教育環境是否成熟？各項條件能否配合？改革理念是否清晰？別再拿那種國際排名比較的「落後」威脅，來作為合理化政策的理由！認清現實是展望未來的基礎，眼光可以放遠，但腳步必須踏實。請教育部對重要議題不要再「默默」耕耘了，我們不需要令人錯愕的「驚喜」，重要的是對政策的審慎規劃，對孩子的用心關懷。窮？審慎規劃，教育就能展現大格局；苦？用心關懷，孩子在苦中也能成長！

討論用文章：〈遠離桃花源〉及〈幫一位老朋友說句話〉

今天五點多起床，在網路上瀏覽到一篇激起熱烈討論的文章。讀完部分討論與回應，在教育與國文教學上有些心得感想《是誰遠離桃花源？》。但先轉貼兩位高中生（北一女中、台南女中）的對話文章如下，至於其他「大人」的批評指教，我就不一一摘錄：



遠離桃花源 羅晴



有沒有機會當上大官，跟有沒有能力作好小官，根本是兩回事，怎能說因為他所任官職都不甚好，所以做不下去也不是他的錯？



老師在台上講得口沫橫飛，不管誰寫的、哪一篇，只要是課本的選文，就通通都是絕世大好文章，作者也往往被美化成千古難尋的大聖大賢。



陶淵明，因此被批上一襲聖賢的袈裟，因為飽讀詩書，「游好在六經」，而且「脫 穎不群，任真自得」；〈桃花源記〉，因此被評為一篇極好的作品，桃花源也被推崇為人人嚮往的人間仙境。它的文采是真的美呀，美得 沒話說。「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光這八個字就讓人感覺是漫步在乍雨初晴的林間，嫩粉紅的香氣輕輕飄落，霎時令人忘記這僅僅是八 個字，不是一片林。



為何要可憐他的懷才不遇？



但是，我在這美麗的花葉下，看到的不是悠然自得的陶淵明，而是抱頭鼠竄的「逃 」淵明。



我實在不明白一個連小官都當不好的人，有什麼資格悲嘆「感士不遇」，連加減法 都處理不好的人，也想學三角函數？



這一切卻被歷來眾家學者解釋成：一個具有積極入世思想、崇高治國理念的偉人， 本可以在朝廷大放異彩、有所作為的，卻礙於當時的體制（九品官人法），僅能沉浮於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微官小吏的宦海中，所以他 才大嘆「感士不遇」。



聽起來真的很合理，老師也都這麼說，好像我們後生就不得不可憐可憐他的「懷才 不遇」。



問題是，他有「才」嗎？



有沒有機會當上大官，跟有沒有能力作好小官，根本是兩回事，怎能說因為他所任官職都不甚好，所以做不下去也不是他的錯。這樣解釋自古以來都沒有人覺得牽強嗎？你不能拯救全國百姓，但至少你可以造福一鄉一縣 阿！八十天的彭澤縣令當不下去，一句「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就把這樣不負責任、逃避現實的舉動，說成了「質性使然，非矯厲所得者」的順應自然。



時局混亂、社會污濁，世人們個個矯揉造作、趨炎附貴，老師說，此之所以陶淵明 歸隱山林，為的是不與時局同流合污。但是，跑去山裡躲起來，社會就可以變好嗎？這不是逃避，難道是成全？只要有心，入世也可以有出世的清明，還可以養家糊口，何樂而不為？



時運不佳，不能成為不負責的藉口



但是他不願意努力克服作官的障礙（比如上班時間不能喝酒），因此躲避到沒人看見的地方。身為人都有責任，尤其老天待他不薄，給他這麼聰明的腦袋，但他卻把這顆腦袋發揮到三餐都不能溫飽的程度。這不是不負責任，難道是時運不佳？



你說：「他哪有逃避責任啊？他就真的比較喜歡與世無爭的田園生活嘛！」那好啊 ，要種田就好好種嘛，不要種得連酒錢都不夠付，肚子都填不了。



「可是他生活都已經那麼艱困了，還能不為五斗米折腰，你不覺得他很了不起嗎？」是很了不起啊，但是，在那種女人只能依附男人的時代下，他娶了妻，生了子，就應該負起養育的責任啊，怎可以用親人的溫飽換取自 己的不朽名節？即使他本不為求此名，也不該賭親人的存亡，成己身的超高道德標準。



自己肚子餓得受不了，跑去朋友家吃飯，放妻小在家裡餓肚子，這比偷別人墳墓上的菜回來給妻子吃的人更糟糕吧？齊人被斥責卑鄙無恥，陶淵明卻被美化為特有節操，你覺得這樣公平嗎？



朋友到家裡來喝酒，自己醉了就趕別人回去，如果我這樣，一定會被師長們教訓： 沒禮貌！但是陶淵明做了就不會，他做了就變成率真自然。平常沒事就喝喝酒、耕耕田，有一天突然發現自己有幾個兒子，卻通通都很不 成才，其中竟然有十三歲了還不會數數字的，於是他又開始感嘆「天命苟如此，且近杯中物。」自己的兒子沒出息也要怪到老天頭上嗎？ 把喝酒的時間稍稍撥出一點來教育他，他會到了十三歲還不識六七嗎？我真慶幸中國歷史上只有一個陶淵明，不然大家都這樣率真自然， 早被五胡徹底殲滅了！



文采不等於治才，更不等於品格



普通人的循規蹈矩，映襯出陶淵明的任真自得；貪官污吏的斂財傷民，把陶淵民對 比成了高風亮節。但是，並不是跟別人不一樣就是好，不然明天我要穿泳衣上學了（天氣熱嘛，我不能率性一下嗎？），更非超過低標的 就可以說成是高標（考八分的人堅持自己比零分的好，但八分夠好了嗎？）從小到大每個國文老師都說陶淵明多麼偉大，難道不怕我們全 都仿效他的任真自得！不可否認，他的確是擁有無與倫比的文采，但是「文采」不等於「治才」更不等於「品格」。



我不反對把陶淵明當成一個文學家來崇拜，但，師長們，請不要試圖誤導我們，而 把他當成一個偉大的道德模範，以免我們的下一代，像陶淵明之子，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或者，人人都學陶淵明，避世飲酒去了。





幫一位老朋友說句話 讀〈遠離桃花源〉有感 雷晉怡



日前，文彩青少年版刊出北一女高三生的〈遠離桃花源〉一文，我的國文老師特別在課堂上朗讀了它。縱使我坐在最後一排、和脫離已久的國文課幾無交集──仍舊被那些批判性的語句、挑釁的字眼吸引，並且，很情緒化地，竟打從心裡激憤起來──就像聽到有人在背後汙辱我死去的老友一般。



不意外地，國文老師折服於這位同學絕佳的文筆、清晰的思路及流暢的表達能力，大大讚美一番，就下課了，似乎從未懷疑一篇好文章的觀點也許仍存在討論空間。



在這方面，北一女中的同學說對了，我們的教育只是不斷灌輸「沒得商量」的「既定事實」，而非「歷史的詮釋」。



以中國文化重心──儒學為例：孔子是至聖先師，孟子一脈相承。論語是經典，楊朱學說及墨翟是「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這些「事實」並不容討論空間，你只能複誦並全盤接收。（我曾在一篇作文中質疑後世是否高估孔子其偉大的程度，卻拿到極低的分數，以及顯然不太欣賞的幾句批評），而國文老師看來是延續了這種「傳統」，對這位同學的說法照單全收了。



正如首段我聽到文章的第一反應，雖然我欣賞這位同學的獨立思考，卻不能苟同其觀點。〈遠離桃花源〉這篇文章倘若屏除表面字辭的矯飾，我只看到一種──全然的傲慢，居優勢者的傲慢。



試問，你可以想像因為沒有顯赫家世背景，而被人看不起的感覺？你能處在陶淵明的境地，然後在朝廷取得一席之地？你全篇極盡尖酸刻薄、挖苦諷刺之能事，貶低陶淵明的才德、品格，並勉強承認他的「文學家」身分，在在只表示你是那種看到「失敗者」（就目前社會的定義而言），便理所當然把他的失敗歸咎於自己不夠努力的那種勢利眼。也許有人沒遭遇過什麼挫折，沒什麼要求不能如願，這一輩子都居要位，使人豔羨，閃亮耀眼。



然而，退一步想，處在你的地位，你大概也真的無法理解，一個人放著好好的官不做，照你所說的「可造福一鄉一里又可養家糊口，何樂不為？」卻棄官歸隱山林的這種「愚行」。誠然，這種處世哲學並非每個人都可接受。它可以是某些人的理想，又可能遭某些人嗤之以鼻；它能被推崇為「高潔」，也能被詮釋為逃避。或許，世上因為存在這些對立，才達成平衡。



我要表達的重點是，這位同學，你太偏頗了，口氣太自以為是了，論調太自我中心了。我承認教育制度的僵化和樣板，也能理解你的氣憤和不耐，然而，在你攻訐的同時，請先撇開自身的成見，為那個「不能為自己辯解的人」真正設身處地考慮。



走筆至此，腦海中浮現的是希臘雅典時代的榮光──蘇格拉底，他在廣場的演說，不知震懾多少人的渾沌心靈。據說，他的妻子對他老往外跑的行為也不是很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