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1月 20, 2003

「學校制度的社會學分析」期末心得

碩班報告‧李昆翰


由於自己不是很用功,所以對於制度分析的概念還有點模糊,但歷史社會學與制度分析的角度與方法,提供了我不同的視野與切入點。覺得透過這樣的方法,對於教育制度的掌握與瞭解可以更立體,而不只相信一些當前的平面描述。以下心得主要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份是關於制度分析的一些感想,第二部分則針對Archer的〈Social Origins of Educational Systems〉一文稍做摘要與分析,第三部分則是回顧台灣的歷史,從「統治者」的觀點簡單地分析過去台灣的教育。因為是心得的型態,所以並沒有正式地引註,有些觀念是直接用自己的文字書寫,看過的文獻列於參考書目。


一、制度與制度分析


社會之中,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制度,明顯可察的像是法律規章、社會習俗以及政治、經濟制度,有些雖然沒有白紙黑字加以條列細述,但卻深深影響每一個人,例如文化、規範、價值。為什麼要有這些制度?以Berger和Luckmann「神聖帷幕」的觀點來看,人類並不是生來就有足夠的能力在世界生存,所以他們必須建構一個社會的「帷幕」(canop)包圍自己,以完成或補足他們的生物性。擴展這個論點,人類社會需要確保文化世界的穩定,以保護個體免於社會失序(anomie)的威脅。因此社會制度是介於人類與物質環境的橋樑,藉由這些制度,人類的生活變得協調、有意義和連續。換句話說,制度帶給人類「安全穩定」的生活。


各種制度在社會中都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但制度並非驟然出現,而是經過長久的經驗積累與改進演變,甚至有些包含權力的運作。隨著時間過去,這些制度變得理所當然,而且變成社會行動背景的一部份,人們甚至不敢想像沒有這些制度會是怎樣的情景。絕大多數人相信制度,並且願意順從制度,因為這些制度的確產生「某些效用」,也維繫了有秩序的社會,例如學校制度。但從質疑的角度來看行於今日的各種制度,它們真的是正當適切的?形成過程是理性的?有沒有其他的替代選擇?這些制度中是否隱藏著宰制與剝削?其所產生的「效用」對誰有益?對誰有害?


Illich的「deschooling」主張,就是對學校制度的反省與質疑。在今日,學校制度常被視為「教育」的最佳代言人,似乎要接受教育就唯有上學一途,順著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層級而上,代表「教育程度」的提升。而論及學校制度,大多數人都會聯想到校園、年級、教室、班級、師生、課本、考試…缺少了某一項,就不怎麼像「學校」。對於這樣的迷思與盲目信賴,Illich大力韃伐「教育學校化」的現象,提出「學習網絡」的概念與替代方案,希望廢除學校制度,重新找回個人的創造性與自主性。雖然Illich的批評使我們重新反省學校制度的種種,不再視之為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但是學校制度是否真的「有百害而無一利」?應該斷然地徹底廢除?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Illich所提出的替代方案,可行性受到質疑,施行後是否真的能提供更適切的教育?也沒有明確的證據。另一方面,社會中的各種制度基於特殊的社會需要,擔任不同的角色與任務,彼此間具有微妙的互動關連。在論及某種制度的存廢時,受影響的不只是制度本身,還必須慎重考慮可能牽動的其他層面。當制度消失而社會需要仍然存在時,隨之而來的「失序」現象該如何解決?替代方案是否能即時發揮效用?或者其他制度將取而代之?


承上,對於某種制度的瞭解與評判,不能僅止於制度本身,還必須擴及整個社會層面,探究此制度在社會中的任務、角色以及與其他制度的關連。僅分析當今現況尚不足以達成上述目標,回顧歷史、探究制度的起源與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制度的形成過程充滿各種變數,不見得是一個「必然」的發展歷程,而可能是各種因素聚合所產生的結果,具有某程度的「偶然」特質,但其形成也不是全無道理,追溯其起源,可以發現制度的形成與社會文化脈絡、時代背景有關,進而找出重要的影響因素。透過這樣的探索過程,將更清楚地掌握該制度的精髓,甚至戳破謊言呈顯真相。哪些部分不合時宜、應該革新,哪些部分關係重大,不可斷然捨棄,這樣的瞭解將有助於改革的進行。


二、教育制度的起源


近年來各種教育改革方案推陳出新,似乎這些改革將引領台灣的教育走向更美好的境地,但隨著各種方案的實施,這些人民期盼的「願景」好像逐漸幻滅。究竟怎樣的改革方向才是適切的?或許仍是眾說紛紜,但假使能夠更清楚地掌握現今教育制度的特質,從歷史中去尋找模式,釐清各種影響因素,提供現時考量與決策的重要基礎,至少不會進行盲目的改革、勞民傷財卻徒勞無功。在〈Social Origins of Educational Systems〉一文中,Archer針對教育制度的起源,作了深入的分析與探討,並以地方分權的英國與中央集權的法國為例,加以比較分析。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兩國形成了差異性極大的教育制度,而其中的過程、影響因素、使用策略與發展模式特別是關注的焦點。


在英法兩國的教育制度,都有著宗教色彩的源頭,但是其後卻朝不同的方向發展,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制度。無論如何,在發展歷程中,「誰擁有教育?」是一個重要的焦點。不同的團體爭奪教育的支配權,擁有教育的團體,能夠壟斷教育資源、透過規範來保護自己,並正當化自己的意識型態。在教育制度的發展過程中,教會、國家、政治箐英、經濟箐英、中產階級各種不同團體彼此角力、競賽,也促發了不同型態的教育。當挑戰者試圖爭取教育支配權的時候,可能採取不同的策略:取代或限制。「取代」的策略是提供一種新的制度,透過市場競爭以取代原來支配團體所掌控的制度,英國即屬於此種類型。「限制」則是利用政府強制力介入,使教育控制權轉移,法國屬之。由上可知,取代的策略與市場機制有關,地方分權的英國發展出多元且具彈性的教育制度;限制的策略與政府介入相結合,中央集權的法國發展出全國一致的教育制度。所以英法教育制度的形成,有其歷史背景與影響因素,絕非偶然。而當今教育制度所呈現的面貌與精神,也與過去的發展息息相關。


教育制度可形成四種制度化規則:統合化(unification)、系統化(systematization)、區隔化(differentiation)、專精化(specialization)。統合化在於收納將各種不同的教育制度,形成一個整體。系統化則形成各級各類教育的規範,訂定彼此間的關係,例如課程、師資培育、考試以及學制等等。區隔化使教育儘量不隸屬於其他機構、制度。專精化指教育成為一個愈來愈專門的工作,外人懂得少,教育人員懂得多。基本上,每一個制度或多或少都存在這四種制度化規則,不是截然劃分,只是四種規則的強弱、程度不同。一般說來,中央控制力較強的國家比較重視統合化與系統化,例如法國;而地方分權的國家重視區隔化與專精化,像是英國。透過這樣的分析,英法兩國教育制度發展的趨勢也更清楚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如果教育制度形成與發展的主軸是「教育支配者」的更替遞嬗,那麼各個時期的教育制度就與當時支配者的意識型態、資源壟斷與利益維護有密切相關,當這樣的關連被找出,對於當時的教育制度與政策,就能「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依此做評判也能較為公允。將焦點放整個發展歷程時,各時期的教育制度並不是截然無關、南轅北轍,而是呈顯出某種可依循的模式。在英國,教育支配權的爭奪,是透過「取代」的「遊戲規則」,支配權的成功在於「新」的教育制度取代「舊」的教育制度,展現了區隔化、專精化的趨勢,這與市場競爭與地方分權的社會脈絡有關。中央集權的法國則呈顯出「限制」的爭奪策略,透過強制力的介入,促成偏重統合化與系統化的發展。透過歷史的回顧與制度分析,英法兩國的教育制度得以「立體化」,而不是膚淺的平面化描述。立體化的瞭解提供豐富而有意義的資料,就像找到植物賴以生長的「根」,而不是只停留在對「花」、「葉」的分析。進行改革時,如果能從這樣的角度出發,能掌握此教育制度的利弊以及可能的發展方向,依此設計革新方案,才不至於緣木求魚、徒勞無功。


對於英法而言,教育制度比較傾向於自發地(autonomously)形成,換句話說,是經歷長久的演變與發展。以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來看,教育制度的形成也是非常值得探討的議題,但是以制度層面來看,現今的教育制度並非延續五千年來的傳統,而是取法他國所形成的。如同許多殖民國或者新興國家,其教育制度往往沿襲宗主國或者取法「先進國家」。在這種移植的情形下,所呈現的樣貌可能與英法等國大相逕庭。從歷史回顧及探索時,著重的焦點或許在於「為何選擇這樣的制度?」、「誰做的選擇?」、「基於怎麼樣的考量?」、「當時有幾種選擇?」、「制度的發展與演進」、「制度的廢除與取代」等面向。


三、從「統治者」看台灣的教育發展


回顧台灣的歷史,可說是命運多舛、歷經滄桑。單就近代這塊土地的統治者而言,荷蘭、西班牙到明鄭,接著滿清、日本到中華民國。不同的統治者,對於這塊土地有不同的定位;而相同的統治者,在不同的時期也有相異的施政方向。台灣教育制度的發展與演變,大致上也是與「統治者」的意圖息息相關,隨之左右。在大多數的時期,教育被當權者視為一種「工具」,人民的聲音與教育的主體性長久以來受到忽視。


荷蘭、西班牙是海權時代著名的殖民帝國,對於台灣的侵略,主要是基於經濟的考量,對於教育自然不是非常在意。荷蘭在台灣施行的教育主要目的是為了「安定殖民地」,教化是為了便於統治。學校的教師主要由教士擔任,內容以宗教為主。當時的〈學校設立要旨〉第一條:「學生定額三十人,有死亡、逃脫或被開除時得補其缺。」,從其中「逃脫」一詞,可以想見當時「教育」的性質為何。基於荷蘭殖民者的考量,對於殖民地教育自然以便於統治為最高指導原則。


明鄭時代,在陳永華的大力倡導下,建立了完整的學校系統,主要是為了培養人才、生聚教養,與中原抗衡,一方面也傳授反清復明的思想。西元1683年清朝將台灣正式納入版圖,但僅為福建省下的一府,歷時201年,直到1885年台灣才改為行省,但是一直都沒有派遣學政人員管理教育。建省以前,一切都依照內地的教育傳統。建省後在劉銘傳的領導下,才建立一些新式學校。在這個時期,台灣的教育制度主要都是延續中國的傳統,一直到清朝推動改革,才有新式的教育。


清末台灣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1991年台灣教育令公布,才建立正式的台灣教育體制。雖然日本對於教育頗為重視,而且教育的成效頗為顯著,優於當時中國大陸的一般水準。但基本上對於台灣人民的教育,仍是基於殖民的考量,打壓本土文化和語言,進行皇民化教育。日本在台灣施行的教育,已有許多學者專著討論,在此僅指出日本在台灣所推動的教育,始終具有殖民色彩,而且在生活習慣、語言使用方面的成效頗為顯著。日本人殖民台灣,雖然也遭受不少反抗與衝突,但整體說來是成功的,尤其在人民生活方式與習慣上,影響極深。透過教育,日本殖民政策。


西元1945年,台灣「光復」,中華民國政府的官員也開始接受台灣,然而接管的官員卻以「征服者」的姿態對待台灣,而且與其他省分的制度不同,政府設置「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作為統治機關,獨攬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各項大權,很像日本總督府的翻版。光復初期的教育,重點在「除舊」與「佈新」:剷除日式教育的遺毒,進行中國化的教育。各級教育強調民族精神教育、國語文教育,希望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將「皇民化」教育早日轉為「祖國化」的教育。由於日本的殖民,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與當時的中國人有差異,而比較像日本。但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中國人對於日本人可說深惡痛絕,因此去除日本遺毒成為接管台灣的當務之急。在除舊與佈新的過程中,台灣人民的聲音又再次被忽略。


西元1949年,中國共產黨佔據大陸,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對於台灣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原本一個不受重視的孤島,轉眼間成為「反共復國」的復興基地,針對整個中國設計的架構,驟然移到台灣這個「地方」,形成不相稱的龐大政府機構,一直到1998年底才完成精省。而國共對立的緊張氣氛,更加深政府對於台灣的控制。在教育上積極地推動大中國教育、反共教育、三民主義、民族精神教育等等,強調對於領袖的服從與國家的效忠。許多學者稱之為「黨化教育」。


在戒嚴時期,台灣的各項改革運動受到嚴密的監控與打壓,在教育方面亦是如此。雖然1968年通過〈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使國民教育的年限延長為九年,但「充實戡亂建國之力量」、「以民族精神及生活教育為中心」等內涵仍然沒有改變。而且這樣的政策是蔣中正所提出,而不是行政院或教育部,可見當時的決策大權仍然獨攬於少數人手上,民間的聲音仍是備受壓制或忽略,民主的理想尚未落實。1987年蔣經國解除戒嚴,使得台灣終於「解凍」,在長期的壓抑下,各種改革訴求如開閘之水奔流而出。數十年一成不變的教育,才也有改革的機會。近年來的教育改革,出現「本土化」、「反大中國」等訴求,民間與家長的參與也展現其影響力,有些民間團體更躍升為教育政策的主導角色。在國際交流頻仍的情形下,他國的教育制度與理念也成為台灣效法觀摩的對象,與昔日相比,可謂百家爭鳴,今日台灣的教育的確呈現多元的面貌。


以上簡略地敘述台灣在不同「統治者」的控制下,所形成的教育及主要特色。雖然有很多細節與重要事件沒有提及,詳細的教育制度與實際狀況也非寥寥幾個字可以呈現。在這裡只想簡單地呈現「統治者與教育」的關係,至少在台灣的歷史中,絕大多數「統治者」左右了教育的發展,人民的聲音與訴求很少能夠影響到教育的決策。而教育被統治者視為一種工具:「便於殖民」的工具、「反清復明」、「反共復國」的工具,毫無主體性可言。當教育被視為精神國防,不僅內要防日本遺毒、台灣本土意識,外要抵禦中共的思想荼毒,又要同時凝聚民族精神、愛國意識,在這種情況下,教育還能有多少自主?


今日我們當然可以嚴詞批判昔日各種政權的霸道與獨裁,如何地打壓台灣人民、忽略民主的精神。但回歸當時的情境,殖民帝國有可能為殖民地人民著想?光復初期,接管官員的心態是否也是其他中國人的心態?(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戰敗,台灣也同樣是投降地區,應該接受佔領。而台灣人民的生活與思想需要好好地改造?)退守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在國共緊張對峙下,有可能採行開放的政治制度?推廣多元而彈性的教育?當統治者抱持「反攻大陸」、「一切等回大陸再說」的想法,台灣只是一個「地方」、「跳板」、「暫時安身之所」,在這種考量下,又會形成怎麼樣的教育制度?制度源於社會,評論一個制度時,不能抽離當時社會脈絡。而對於過往的批評,其意義在於作為未來的警惕與改革時的借鏡。


對於上述所提出的問題,要找出答案需要更深入廣泛的探討。只就「統治者」的意圖來分析,其實不是十分有意義。更重要的是教育制度中所隱含那些意識型態的衝突,各個「團體」如何影響教育制度的形成?就「誰握有教育」來看,我覺得,在台灣過去(較為)「獨裁」的制度下,教育支配權掌控在統治者手中,而當時的統治者是很少受到挑戰與質疑,因此統治者本身的意識型態,主宰著教育的發展:擔心青少年思想受到毒化,就會更加強對教育的管制,而不會想到這樣的管制也可能是一種毒化。另一方面,「誰是教育制度的受益者?」、「哪些團體能夠影響統治者的決策?」是政治箐英?經濟箐英?中產階級?台灣人民?學術菁英?也是值得探究的問題。尤其現今的教育制度的影響因素更加複雜,對於教育支配權的爭取,似乎越來越比過去獨裁時期激烈。


相較於台灣教育過去長期被統治者獨斷,近年來的教育改革至少比較活潑多元,這是值得可喜之處。但是或許由於長期受到限制與壓抑,現今的教育改革訴求好像沒有一個核心,見什麼要什麼!到底什麼是我們期盼的?什麼是我們該捨棄的?當拋去了國立編譯館的統一課本,接踵而來的卻是內容與銜接的混亂以及書商的利益考量。廢除聯考之後,多元入學方案似乎造成更大的不公與學生的負擔。或許我們都太期盼改革,以致錯亂了腳步,急著往前看,卻不願回頭省思。過去的教育是否真的一無可取?或者應該找出過去教育成效不佳的癥結在哪,對症下藥,而不要拿美國治眼的藥膏當作台灣人民保肝的靈藥。透過制度分析,可以更清楚地瞭解其來龍去脈以及影響因素,找到教育的根,或許有些影響力量不消除,無論怎麼改,結果都一樣。或許某個制度變動了,各種社會制度間的平衡也受到影響,人民是否能夠承擔這樣的後果?


進行制度分析的研究,並不是一個容易的任務,對於歷史、教育史、社會學、比較教育等學科都要有足夠的學識,雖然艱鉅,但這樣的任務卻非常重要。看到紅花綠葉非常豔麗,羨慕之餘將她們摘下,無論種在怎樣的土壤裡,美好都不會長久。台灣的教育,要有自己的根,才能開花結果,而制度分析正是一種尋根的途徑。




參考書目

汪知亭(1978)。台灣教育史料新編。台北:商務。

李筱峰(1999)。台灣史100件大事。台北:玉山。

何清欽(1980)。光復初期之台灣教育。高雄:復文。

林茂生(2000)。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台北:農學。

Archer,M.(1979).Social origins of educational systems.London:Sage.

Illich,I.(1971).Deschooling society.New York:Harper & 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