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懷疑

　　我懷疑，我這些日子來的散漫與墮落，是在逃避對自己能力的挑戰，或許連這樣的懷疑，都不過是一種鴕鳥心態。實習那一年，我實實在在地付出一些心力、成長許多，但我也清楚知道，那些都還沒有把我逼上的極限的邊緣。重回學生的身份，本該是不斷自我成長的契機，然而卻連「挑戰自己」的想法也消失殆盡。我為自己辯護，說想要找到這二年的重心與意義，不要隨著社會的無形控制而理所當然地向前猛衝，當我覺得這一切有意義，才能夠堅定地邁步前進。但這樣的說辭，在被逼迫面對現實時，卻難以說服矛盾的自己。我到底，該懷疑什麼？那些寄生於心靈的謊言，隨著自己的視而不見，早已與血肉緊密連結，要如何才能，割捨？



　　回顧這些日子，如果我的生活仍與大學相同，是否就代表「我不曾成長」？或許研究所這兩年，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只不過老天要你嘗試不同的生活節奏與步調，培養不同的心胸與視野，而我卻自作聰明地閃躲逃避。當思考一學期，卻沒有答案時，我該清醒明白，那些有意義的答案，從來不曾是自己顯現的。



　　當這一陣子混亂過去後，期待將來的文章不再以迷惘與矛盾為出發點，而是找回從前那種對生命的感動。每一天，都能寫著讓自己開心、讓自己覺得有意義的字句。

不知死活的悠閒

　　凌晨一點五十三分，漫步在飄著細雨的街道，車輛從濕漉地面滑過的聲音，在靜謐的深夜竟是如此地悅耳．．．沁涼輕巧地貼附著肌膚，城市燈火襯著濛濛雨絲，一種許久未有的感覺隱約地浮現。竟然，這一刻，呼吸可以如此地輕鬆自然．．．



　　時間，在這樣的情境下彷彿也沈睡了，不再趕著你唸書、趕著你寫報告、趕著你上課、趕著你追尋人生的方向．．．為什麼會有時間？當沒有生命，時間有意義嗎？然而把生命化約成時間，是多麼可悲？發現自己的生命卻在追著時間，這樣的生活，只不過急忙地趕赴下一站、盡力衝向終點，生命變成競賽。生命只是可分割的數線？只是加加減減的里程數嗎？只是1+1+1+1+．．．＝∞的數學題？



　　品嚐完冰淇淋、寫完這個月第一篇心情隨筆，短暫的悠閒之後，仍舊是一場與時間的競賽，凌晨二點二十五分，頓時塞滿腦袋的是原文、報告與期限。剛剛的一切，只能算是對現實的「出軌」，對於這樣不知死活的悠閒，該如何評價呢？嗯，某種程度算是，對生命的勇氣吧！

Nancy Chodorow

碩班報告‧李昆翰

一、生平簡介與理論脈絡

出生於1944年，Chodorow成長的60年代正是新左派與女性主義興起的世代。1966年取得社會人類學學士，1974年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1974年她出版一篇論文《家庭結構與女性人格》，是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母性的再製》的前奏，這本書建立她在女性主義與精神分析社會學的地位。從1985年到1993年，她繼續擔任社會學教授，同時接受舊金山精神分析學院的訓練，現在她是有證照的臨床精神分析學家、精神治療師與社會學家。從《母性的再製》之後，Chodorow寫了三本書《女性主義與精神分析理論》、《女性特質、男子氣概、性徵》、《感覺的權力》，每一本書她都融會精神分析學與社會理論，主要關注於女性主義、性別與主體性的問題。

當她開始她的社會學學術生涯時，女性主義文化與精神分析學是相當敵對的。著名的女性主義認為弗洛依德傳統是父權的、結合對人類主體性的生物決定論解釋。當70年代中期，Chodorow開始融合精神分析學進入她的性別研究時，她是處於學術女性主義的邊緣位置。當1978年《母性的再製》出版後，她挑戰了反弗洛依德正統的激進女性主義，並且幫助顛覆它。反對性別人格的生物性解釋，《母性的再製》強調文化決定，並且反對之前著重角色理論的社會學解釋。Chodorow的性別人格理論，在接下來的著作中進一步闡述，對於社會科學與人文各學科持續產生影響。

身為對人類主體性有興趣的社會理論學家，Chodorow她持續且尋根究柢的與弗洛依德的思想與遺產交戰。她與弗洛依德傳統的協商表現於雙層的關注：將分析帶入女性發展、給予人格發展過程中母親的角色應有的重視。受到Klein和Winnicott的影響，她也注重人格在內在與外在客體世界之間轉移的重要性。具備社會學者與精神分析學者的雙重能力，Chodorow有興趣消溶兩個學科的界線，藉由提倡對自我的瞭解，認為它是文化與精神兩者的建構物。

二、社會理論與貢獻

（一）性別差異的自我（The Gendered Self）

《母性的再製》（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一書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份討論：典型的父權家庭結構，在性別人格上產生不同結果。在家庭中，主要的照護者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女人主要是「母親」，而男人主要從事家庭外的工作。早期的幼年經驗可能產生不同類型的人格，在父權家庭結構下所產生的女性人格，傾向於與他人相關連，自我與他人和世界是相連接的；男性人格則傾向於拒絕與他人接觸，與他人和世界是區別而分離的。

第二部分解釋性別人格如何再製家庭結構。性別人格再製父權家庭結構，藉由男性傾向於家庭外的工作，女性則喜好在家庭中的照料工作。職業偏好的性別化促成性別分化的再製，例如勞工與母職。

1.性別人格的發展

Chodorow的分析圍繞著早期兒童發展，三個大體上清晰而部分重疊的時期。在第一階段-前伊底帕斯時期，是由母親與孩子之間的二元關係所支配，嬰兒一開始處於與母親、世界一體感的情境中，無法區分「me」與「not me」。不同於傳統精神分析的觀點，認為精神的性別化始於較晚的伊底帕斯時期，依照Chodorow的看法，在前伊底帕斯時期，精神開始被建構為男性和女性。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主體是母親，她自戀地認同女兒，感受她為自己的延伸或複製，因此女兒感受到強烈的前伊底帕斯聯繫，比兒子更強烈、時間較長。這種與母親持續而強烈的一體感，阻礙女兒分割與個性化的能力。相反地，對於兒子，母親傾向依附地關連，視兒子為他者。對於前伊底帕斯時期的母子共生關係，弱化了強度、縮短了持續時間。兒子失去了與母親的一體感，促使他朝向分離與個別化。

在伊底帕斯階段，有兩個差異是非常關鍵的：在進入伊底帕斯時期時，女孩傾向帶著對與母親的前伊底帕斯聯繫，而且從對母親的愛轉移到對父親。這樣的差異，導致男性的愛傾向於獨佔與二元，而女性的愛傾向於擴散。在這個時期，男孩主要的關注仍在母親身上，但是依戀從共生轉為情慾的感覺，視母親為他者。相反地，女孩在前伊底帕斯聯繫與對父親情慾、伊底帕斯的愛，達成平衡。按照弗洛依德的解釋，女孩的伊底帕斯經驗是與男孩對稱的，依照Chodorow的修正觀點，當女孩部分地感受母親為對手，甚至對母親更加迷戀，對父親的愛，支持而非取代對母親的愛。男孩學習感受愛為二元經驗，增加對母親伊底帕斯的愛，以及前伊底帕斯情感所產生的壓倒性力量；女孩學習感受愛為三元經驗，壓倒性力量較弱，但本質上更加衝突，必須在兩個依戀對象的需要之間協調。Chodorow認為父權家庭結構下所產生的女性自我，傾向於被賦予相關的複雜性。

第三個重要的時刻集中於男孩和女孩解決伊底帕斯情結，以及壓抑對母親和父親情慾依戀的方法上。男孩對於母親的愛的強度與獨佔，需要特別的劇烈的壓抑行為。女孩對父親的愛比較不這麼強烈，傾向於以較溫和的方式壓抑她們的伊底帕斯情感。因此，當男孩強力、嚴格地使自己分隔於前伊底帕斯與伊底帕斯情感，女孩較少受到那些情感威脅，可以與它們保持持續地連結。

2.性別人格與家庭結構再製

不同發展路徑的結果，就是人格的性別化。女性為主要照護者的家庭結構，可能導致關連的女性自我與拒絕關連的男性自我。從前伊底帕斯依戀開始，女孩就獲得與他人或世界連接的強烈感覺，因此女孩可能持續注意與他人的連接關係，被賦予較強的能力去同情、撫養和照護；對於個別化與自我與他人界線的劃定上有困難；對於它們偏愛與行動的情緒起源較開放，和對他人的說服與判斷一樣。相反地，男孩被強力脫離前伊底帕斯時期，可能有要個別化自我的感覺，與他人和世界隔離。相對於女性人格，男性人格較少依據偏好的情感根源做決定，而是以規則、一般分類、抽象原則為考量基礎。最後，對於男孩，性別認同的建立，傾向於較脆弱，因為它的定義是藉由對抗女性與母性的他者，而這些人又是男孩有意無意矛盾地感覺深深依戀的。為了解決這樣的可怕的女性特質，男孩與男人藉由一連串防禦的測量，來界定男子氣概與女性嬌柔的明確界線。

3.理論的修正

在之後對於性別人格的著作中，Chodorow對《母性的再製》提出了兩個重要的修正。首先，她修正了因果的聲稱：家庭結構和人格的性別化，產生社會中的男性支配。在《女性主義與精神分析理論》的序言中，她提到「我不再認為單一要素可以解釋男性支配」。而在《母性的再製》暗示女性的母性是男性支配的原因或主要動力，她之後修正為是「重要因素之一」。

《母性的再製》對於性別人格，提供了一般趨向的解釋，在後來的著作中，Chodorow發現特質與變動存在或跨越性別，於是反對一般化的精神分析性別理論。反映她的精神分析訓練，她對特例獨特性、複雜性與任一個體精神的特質的臨床觀察，以及增強脈絡的重要性、具體性、和個人特徵，她發現了差異在弗洛依德的女子氣質概念、選擇的性徵、以及男性與女性愛的模式。

（二）關係個人主義（Relational Individualism）

Chodorow對於關係自我的思考，受惠於Winnicott的理論，與他人聯繫的過程中，自我是主體，而非客體。人類自由必須概念化於關係的觀點，也就是一個情境被自我行動經驗，與他人產生「創造性的」、「多數人能瞭解的」的關係。在《Beyoud Drive Theory》中，Chodorow帶著關係的、多數人能理解的的瞭解，進入與左派弗洛依德社會理論的對話。作為精神分析女性主義者，Chodorow極力主張理論家去從事對自我與自由關係的理解。

Chodorow最新的書《感覺的權力》，提出她的雄心與廣泛的說明去處理人類主體性的問題。將自己與50年代那些使用精神分析去研究人類成就與文化生活的理論家並列，Chodorow組織她的論述環繞著核心論點：個人意義是在精神與文化的聯繫中被建構的，不是忽略另一方，應該視為交融的過程。Chodorow分析的出發點是「個人意義是藉由轉移、投入、投射和幻想的過程而產生的」。空間上來說，意義的產生不全部源於「內在」，也不全源自「外在」，而是兩者的交融。時間上，意義的產生不全在現在，也不全來自過去，而是兩者的糾結。在這本書裡，Chodorow置身於中間位置，一方面心理分析學者，希望阻擋文化在個人意義建構的角色，一方面文化理論家與社會科學家，希望阻擋精神在個人意義建構中的角色。她試圖縫合狹隘心理學派與狹隘文化決定論間的裂縫，首先談論性別，然後談論一般的主體性。

三、評價

依照Chodorow的弗洛依德與女性主義觀點，當沒有考慮到社會是由精神所構成的，一個人不可能建立關於社會生活的理論。關注於精神分析學「客體-關係」的部分，特別是前伊底帕斯時期的母親，她的文章幫助精神分析學概念的普及。而對女性發展提供有影響力的解釋，去除父權的正統，Chodorow在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中精神分析學的建立，扮演重要的角色。

受Chodorow影響的學術團體，可分為兩個部分重疊的群體。第一個，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源於Chodorow關於性別的著作，向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介紹了一種特別的女性主義觀點。這個觀點想要發現、重新評價受忽略的女性聲音與觀點；同樣地，這個觀點想要發現、貶低受到過度重視的男性聲音與觀點，它的特殊之處在於，相對脆弱的自尊和不安全的性別認同，以及透過侵略、厭惡女性、劃分界線來維持自我與男子氣概的傾向。她的影響力及於社會學、人類學、古典著作、政治科學、文學、文學評論等等。

第二種學術團體受Chodorow關於主體性的著作所影響。她在精神分析學與精神分析學女性主義社會思想中，帶動「關係的思考」。在精神分析學中，她的著作對於女性發展的概念與性別人格，以及美國關係精神分析學，和「客體-關係」的普及與澄清，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社會思想中，Chodorow的著作形成新興的理論，在主體的關係概念以及多數人能瞭解的人類解放定義上，尋求建立社會理論。

四、爭議

對於Chodorow的批評主要來自三個廣泛而部分重疊的領域：文化與社會、精神分析以及政治。

（一）文化與社會

對於Chodorow的文化或社會評論，從《母性的複製》出版一直持續到現在。這些評論都對Chodorow處理社會和文化現象時，在經驗上與理論上的薄弱感到不滿。她對於性別化的分析，簡化個體的決斷為家庭結構的單一原因，而她對於社會再製的分析卻簡化性別人格。這些評論宣稱，她忽略廣泛的社會因素，物質和象徵，也會形塑人格並且促進社會再製。最近，《母性的複製》的批評除了性別人格，也跨越了階級、種族、族群、國籍，不同的人格型態也會受不同社會場所所影響。這本書基於精神分析學的臨床文獻，資料明顯地來自白人、歐洲和北美的中產階級父母，卻宣稱是關於一般女性與男性的人格。

從《母性的複製》的寫作，Chodorow就感受到這些批評的力量。她繼續視性別人格為有根據且有用的，但她也更加注意到多變的脈絡因素。在《感覺的權力》中，她提到意義是產生於特殊、歷史的精神與文化的糾結之中，然而她的興趣還是在於前者。

（二）精神分析

第二類評論圍繞著Chodorow對於精神的解釋。臨床精神分析學家批評Chodorow忽略驅力與肉體的角色。在最近的著作，她修正她的立場，並且開始將驅力與肉體的中心整合入「客體-關係」觀點。有些評論家挑戰她性別化解釋中的特殊時刻，以及關於分析中的母親能動性（著重對女兒自戀的認同，對兒子依附的關連），而其他的則希望在性別化與發展過程中，有更多關於父親角色的闡述。

（三）政治

第三類評論，部分與前兩類重疊，涉及Chodorow學術的政治暗示與言外之意。雖然Chodorow的著作在取向上，主要是解釋與陳述多於規範與規定，爭論環繞著她分析中的規範與政治暗示。首先，一些評論者視Chodorow的著作具有保守政治特性。Chodorow對於不同性別人格的解釋，提供了某些性別刻板印象的再製。描述女性為關係的、同情的、有愛心的，這些評論者爭論，Chodorow正常化社會與政治建構的陳述，而包含白人、雙親、中產階級、戰後美國核心家庭的價值觀。部分回應這些評論，在Chodorow最近的著作，可以發現性別與性徵的選擇概念。

其次，有一些評論發現Chodorow的轉化政策是不適當，缺乏考量社會決定、物質與象徵、形塑性別認同與人格。Chodorow希望藉由家庭結構的改變來轉變社會，尤其是藉由共同養育的實施。在《母性的複製》第二版的序言中，她沖淡原本已經極簡單的男女平等主張，因為發現任何想規定道德與政治觀點基礎的嘗試，是困難重重的。

五、延伸思考

（一）我們的教育中，對於母職或母性的教導，是否著重於女性？

（二）父母共同「養育」子女，是否可行？兩個都是「母親」，對孩子發展是否有益？

（三）若人格早在兒童就已定型，教育能發揮多少功用？父親當母親，有多少可能？

（四）對於精神分析學的理論，是否有本土化的研究？

（五）透過女性主義的觀點，對於教育有何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