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到一篇「台灣學術界對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的連署聲明」（後來「台灣學術界」改為「台灣各界」），我對於其中的呼籲與批評沒有特別的意見，畢竟很多觀點都有理論學說與實際經驗的依據。若單就這一部份，我就算不參與連署，似乎也沒有反對的理由。但這篇聲明所展現的「姿態」卻讓我稍有質疑，內文提到「事件發生至今，這些員工死亡的真相、涉及本案各方的責任歸屬、公民社會的基本認知、輿論和政府應有的社會及政治責任，卻未得到釐清。」這些我也都認同而且認為有必要深入討論，不過既然真相未能釐清，下文又怎能確切地說：「我們認為，鴻海富士康員工的連續自殺，是這些年輕工人對於壓迫人性的勞動體制，用生命做出永恆的抗議！」如此的評判有何根據？因為是學術界的聲音，所以「我們認為」這個詞就可以導出未經證實的論斷？
鴻海員工的連續自殺是否帶有「抗議」意義？是否針對「勞動體制」？所有個案都一樣嗎？富士康工廠自殺率相較於整體自殺率，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在數字以外，我們確實沒有更多資訊，但批評富士康隱藏真相的同時，這些學者又從何評判真相？我寫這篇文章的掙扎之處在於，這些學者的推測是合理的，批評也非無的放矢，但我不能接受死者被單方面地描述「他們對於壓迫人性的勞動體制，用生命做出永恆的抗議！」這段「悲壯漂亮」的文字，是那些年輕工人的心聲？他們或許真有話要說，有不滿要表達，但是不是這些學者所「代言」的話？若看過電影《一席之地》，莫子對社會大環境確有不滿，但墜樓的原因是意外失足，死前的掛念並非自己的懷才不遇，而是對女友的愧疚。但死後卻被塑造成以自己生命對社會控訴的英雄人物，備受各界崇拜景仰，實在諷刺。你說戲劇是假的，確實。但學者寫的劇本就是真的嗎？就理論理，以專業角度批評、控訴、呼籲都可以，何必把這些年輕工人扯進來滿足自己理論上的想像？
自由時報：「東海社會系助理教授楊友仁表示，台灣學界希望在七月下旬能夠組團去深圳的富士康工廠進行調查，並公開向郭董喊話，如果心裡沒有鬼，就不要害怕」。雖然報導不可盡信，但如果這些學者真的如此要求，那是怎樣的姿態？「心裡沒有鬼，就不用害怕」，豈不是設了一個「不讓學者調查團去，就是心裡有鬼」的陷阱？所以我懷疑政治人物貪污，也可號召「專業人士」到他的處所、辦公室「調查一番」，若不被接受，就代表他心中有鬼？希望這類情緒化語言只是部分媒體的加油添醋，否則學者的涵養應該比此更高一階才是。或許這些都是社會運動的策略，或許不夠強硬就不被重視......不過我這個門外漢不懂箇中奧妙。釐清真相是必要的，管轄單位應該主動調查，並且納入專業人士以昭公信，其他學者可以善盡監督責任，而且需要持之以恆。但由學者自發組團，要求對方配合，似乎有些過頭了。這個調查團代表誰？對誰負責？世界上確實存有許多壓迫、剝削、不公義，然而覺醒與抗拒的力量來自於每個人的主體性，或許學者可以扮演啟發引導的角色，但絕對不是「單向代言」。
我必須再次陳述，自己發表這些意見並非否定聲明的主要訴求，也不是漠視這個議題的重要性，我非常敬佩那些真正感同身受地為社會公義奔走的人們。但我必須說，「教授、院士」這些有名望的重要人物從事社會運動時，或許標準高、視野廣、學養深厚，但怎樣的姿態比較合適呢？怎樣的說法能夠貼近人心？若在乎一件事，應該審慎地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但絕非自以為是地認為其他人必須尊重「學術界」的聲音，況且「學術界的聲音」也不只一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