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Ⅰ教育
用力帶完第一屆導師班之後，今年為了博士班學業而留職停薪。或許因為離開教育現場，讓我有足夠的距離反觀自己走過的這段路。自己的堅持應該嗎？對學生的要求適當嗎？在我的作為中，學生得到了什麼？又得不到什麼？在實際的學校教育之中，我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能夠改變什麼？帶著這幾年累積的問題，我離開教室回到另一個教室，轉換身份，嘗試自問自答。在每一次課程所引發的討論中，逐步勾勒一個能夠說服自己的教育想像。
博士班五年級的第一堂課，老師要我們介紹自己。沒想到這次的「例行公事」，卻是自我探尋之旅的起點，讓我回顧過去這幾年的教育軌跡。
大學畢業後，帶著四年來耳濡目染卻模模糊糊的教育觀點到國中實習。那一年並沒有太大的壓力與困惑，因為我不打算考教師甄試。實習結束後，我回到師大讀研究所。雖然沒有正式教職，但畢竟實習時接觸了不少教育現場的東西，因此對研究所課程中的某些「光明論調」難以認同，總覺得那是沒有考慮現實條件的痴人說夢。面對當時的教育改革論述也相當不以為然，我承認教師有盲點，學校制度有問題，但不認為教師與學校必須單獨承擔如此沈重的成敗責任。
由於幾位教授的啟發，我的思維偏向批判（現在看來只是批評）。質疑社會結構的壓迫與宰制，希望揭露教育制度對教師與學生的控制，認為那些說得天花亂墜的教育改革者如果不能看清這點，不能改變根深蒂固的權力與利益關係，那麼只不過引起一場勞師動眾的內戰。那時的我，對教育現況與教育改革都是「不滿」的。報告裡的心得感想充滿質疑的問號，〈被禁言的教師〉是當時所寫的文章，激動的情緒從中可見。碩士論文〈教師之學生分類架構〉乍看在分析教師與學生的互動模式，事實上是想要以學生分類架構作為切入點，呈現基層教師在教育制度中的處境。相較於主體性的彰顯，那二年的我咬牙切齒、狠狠瞪著結構的黑暗面。
研究所畢業後考取教職，但隨即入伍服役。由於碩士文憑所象徵的「教育研究專業」，我經過甄選進到國防部軍事教育處，參與當時如火如荼展開的軍事校院調併案。位居等同於軍中教育部的「高層」，有經費有權力，好像真的可以推動一些改革。這並不是說一個小小的少尉教育參謀官具有這麼大的影響力，而是當時的政策方向與調併規劃組的組織氣氛，讓我感受到改變的可能。我告訴自己，之前嚴厲批評的，現在都要變成自我要求才行！
報到的第一個月，在長官的命令下興致勃勃地寫了〈關於軍事教育的一些想法〉，裡面充滿了後來覺得諷刺的理想描述。緊接著舉辦了一個月的研習，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教授來講課，希望將不同的想法帶進軍事教育。在總共388頁的講習資料扉頁，我還賣弄地寫了一首充滿希望的新詩〈人間四月天〉。但這些理想與希望都敵不過現實的「人事因素」：部長更替、政策轉彎、權力衝突、軍種文化……更體會到「研究隨著政策轉」的無奈。儘管我們還是在長官容許的範圍下，用心盡力做了一些事，但對於軍事校院的師生來說，是否真的受益？或許終究認為我們是「干擾者」吧！這段經歷讓我看見了所謂「高層」的政策決定模式。寄望出現英明睿智的領導者需要靠運氣，因為能爬到那麼高的位置，往往必須犧牲一些理想、原則與堅持，或者從來都沒有。
退伍後，安分地學習當一位菜鳥老師。沒有軍中那種直接的上下權力關係，教室裡的自主空間令人喜悅。雖然只能決定「小事」，但對照之前的經驗，感覺這裡才是最踏實的改革起點。第一年是專任教師，揣摩著如何教學，與學生的互動還不是生活的主軸。第二年開始擔任導師，有「自己的」班級與學生，教育理念與現實考量的拉鋸成為每一天必須面對的難題。這三年的點點滴滴，激發了我許多思考，一些想法或情緒都在網誌中留下記錄，那是我掙扎的痕跡。或許由於身份的轉換，擔任正式教職後，我不再像碩士階段那樣習慣於批判。縱使感受到結構的無形壓迫，不滿教育現況的觀點依舊存在，但我更在意的是「自己能夠做什麼」。
某些方面，我屈服於教育現實，因為制度的力量並不是個別老師或學生可以抵抗的。如果社會有一套資源分配的規則，或許它不公平，但我還是會讓學生瞭解它，然後努力將他們推上一層又一層的階梯。我說，先讓自己爬到可以看得更廣的位置，再來決定自己要的是什麼。甚至，我會對於現在或未來擁有較多資源的學生要求更高，在待人接物方面的標準更嚴格。因為如果規則不變，他們比別人更有機會「佔據社會的優勢位置」。我希望那時，他們有寬廣的視野、良善的心與社會責任感，能夠有勇氣與識見去改變這個世界，而非自認為這是優人一等的證據，繼續合理化不公的制度。這不代表我不在乎其他學生，而是一種基於長遠理想的選擇性策略。
在班級管教上，我或許是學生眼中的「傳統派」，但絕非以考試成績為評判標準的老師。為了自己的教育堅持，我可以做明知會讓學生厭惡我的事。對於不尊重別人的學生，我也不會輕易接受他仗著「尊重與權益」討價還價。我希望他們懂得思考和表達，但如果腦袋與嘴巴只是為了推諉卸責，我會毫不客氣地糾正。但在要求的背後，我耗費更多的時間在宣導、溝通、輔導、說明、關懷，利用班級事件引導他們思考，這些都是我問心無愧的付出。問心無愧不代表那就種作法就是正確、適當的，但不管反省檢討後的結果是什麼，我都勇於承擔應負的責任。
若我容許自己厚著臉皮誇耀這幾年的得意事蹟，那必然是班上大大小小的活動。我花費心思引領學生思考不同的觀點，嘗試不同的學習，參與不同的活動，讓他們知道世界有許許多多的可能。我們有與眾不同的班遊，我們參加校外的戲劇比賽，我們擁有自己的音樂創作專輯，我們有每個人都參與撰寫的班誌，我們有各式各樣的畢業活動……這些都在網誌與相簿裡，留下我自認為珍貴的記憶。也許看來只是零散的安排，但我對這些活動的重視更甚於課堂裡的教學。關於「學習」這件事，老師、學生與家長們都需要更寬廣的定義。
任教的這四年，也同時是博士班的前四年，身兼「教師」與「學生」兩種身份，理想與現實間的掙扎真切地存在著，時間、體力和心思的分配也必然相互牽扯，左支右絀。在〈戲裡戲外：在「身歷其境」前後〉這篇敘事報告裡，我做了一次教育歷程回顧。事實上，我對於教師身份的經營及付出，遠遠勝過博士班的學業，因為那讓我感受到確切的「影響力」。但我清楚自己必須再學習，必須吸收更多觀點來幫助自己找出方向，因為我不想人云亦云，也不要隨波逐流，變成什麼都「不得不」的教師。我珍惜每週一天的抽離，讓我的思維可以從瑣碎的事務中解放，雖然清晨深夜的南北奔波很疲累，但隔天總是充滿力量。
在這個階段，我的主體性並不是用來批判、抗拒制度，而是發揮在結構的縫隙，宰制力量未達之處。因為自己已經成為教育制度的一環，我不能像碩士班那樣一直「不滿」下去。作為一個小人物，批評這個世界的荒謬並不能改變什麼，除非嘗試去做些不同的事。軍教處的經驗也讓我對「上頭」沒有太大的期望，我比較相信自己。就算做錯，自己扛，自己彌補，自己改進。
今年，我是一位承擔畢業壓力的五年級全職博士班學生，明年一月的資格考試是必須面對的現實。然而有個令我分心的想像，在自己心中彷彿也有一場資格考試。對於大學四年、碩士班二年、博士班五年都讀教育的我，能夠拿出什麼足以說服自己的教育圖像？而我正在寫這張考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