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縫中的族群建構》讀後感

碩班報告‧李昆翰

看到書名，特別對「夾縫」這個詞有著強烈的感受，腦中想像著小草從柏油路、牆角、磚縫中鑽出的景象。這些壓抑小草生長的人為因素固然必須剷除，但小草本生的生命力才是關鍵。去除障礙，有生命力、有水、有陽光，原住民才能真正成長茁壯。此書討論的議題廣泛而深入，一時間不易消化。因此以下僅針對幾個主題說明自己的感想與心得。

一、語言的流失

語言的流失是原住民長久的痛，也是民族發展的最大挑戰。以個人來說，語言與思考是密不可分的；以民族來說，語言與文化亦是休戚相關，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尤其原住民族以口耳相傳為文化傳承的媒介，因此語言流失直接影響到民族文化的傳承。失去了語言、失去了文化、失去了認同，無怪乎許多人認為原住民已走到黃昏。也正因為語言是民族存續的關鍵，目前的原住民政策莫不以恢復母語為重要目標。

在日治與戒嚴時期，非「國語」的各種語言受到嚴重的打壓，但何以閩南語能夠熬過這段黑夜？民住民語言卻日漸凋零？可見同化政策雖然是語言消失的原因之一，但造成原住民語言現今的窘境，還有其他牽連糾葛的因素。許多語言學家預測，全世界六千種左右的語言至少將有半數會在五十年後完全消失或瀕於絕跡。最大的問題在於「大多數語言或許都無法提供讓它們得以繼續存在所需的資源或學習動機」。同樣地，今天原住民語言要恢復，母語教育是一個重要管道，但更關鍵的是「生活環境」，當語言只存在於書本與學校教育，其生命是極微脆弱。所以原住民語言消失的原因，並不只是政府打壓、學校裡禁止「講方言」這樣的苛政而已，「沒有人使用」是根本原因，那我們就必須找出「為何沒有人使用」的答案，唯有主客觀條件能夠配合，原住民語言才有復活的可能，而非曇花一現。

二、與漢字的配合

原住民並沒有發展出文字，因此在書寫表達時，必然需要借用其他文字。如果這是原本的限制，那沒有必要把使用其他文字視為背叛的行徑。刻意創發出原住民專屬的文字，也要考量未來的發展條件，在期望語言復活的同時，創造一套相輔的文字，究竟會有相加效果？還是相減效果？沒有人能有確切答案。但至少在現階段，如書中表示「絕對有辦法在漢文的書寫中，看到原住民，或深刻感受原住民的活力生機」。而透過這樣的書寫型態，原住民的思想與觀念可能更易為人們所知曉，無論是原住民或漢人。當漢文可說是「全民的共同基礎」時，不妨把它當作一種媒介，恢復民族傳統文化的工具，過度反抗排斥、劃地自限，反而會替自己套上枷鎖。

三、最壞的打算

書中提到應該時時作「最壞的打算」，但這並不是消極悲觀的態度。相反的，作最壞的打算，才不會被「希望」沖昏了頭。儘管原住民復興刻不容緩，但正因為事關重大，所以更需要審慎地思考每一步，避免造成進退維谷的窘況。

四、部落與個人

部落的重建是相當關鍵的工作，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須回到部落，但部落必須成為每一個原住民心靈的歸宿，成為原住民語言與文化傳承的堡壘。作者提醒我們，在從事部落重建或服務的時候，必須搞清楚自己的「承諾」，並且尊重其他人的看法，不能一意孤行。像美國某些原住民保留區引進賭場，這是我們要的部落原鄉嗎？我們抱著怎麼樣的遠景？回顧過去，台灣各大學的山地服務隊有著悠久的歷史，但這群熱心的年輕人進到山地部落，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正面的？或者是負面的？部落的重建計畫不能沒有方向，但也不能亂無章法。仍舊是一個重要且關鍵的議題，隨著原住民人才的增加，主管單位要有合乎時宜、眼光遠大的規劃，妥善地讓他們發揮所長，為原住民發展打下穩固的基礎。

五、學術的存在

過去，原住民族似乎只是一種虛幻的存在，隱藏在學術著作與圖片之中。透過許多人類學者第三人稱的描述，呈顯出來的只不過是一種學術的存在，忽略了原住民的苦難、原住民的困境。不幸地，這樣的情形仍然持續存在。要瞭解原住民，或者原住民要找回自己的認同，第一人稱的聲音應該被重視。當以一個局外人來進行研究時，可以多考慮生命史、口述歷史等研究方法，除了生命經歷的分享，從中發現原住民的語言與思維，對於原住民發展更顯重要。原住民的點點滴滴，也應該透過各種管道發聲，音樂、文學、舞蹈、電影。原住民的存在是整體的，而不是片段、抽離現實的。

六、「有」什麼v.s.「是」什麼

書中提到一個發人深省的概念：「有」並不等於「是」。有了保留區、有了自治權、有了傳統文物、有了原住民名字，並不等於自己就是原住民。在民族發展的過程中，思索「要成為什麼」比「要有什麼」更加重要。爭回土地、爭回文物的同時，如果找不到自己的根，那麼只不過成為一個「擁有很多的迷失者」，而這些擁有，很快就會隨著時間流逝而煙消雲散。

悲劇VS.悲劇

　　五月二十五日的華航空難，是台灣永遠的痛、永遠的傷痕。為這些罹難者默哀．．．

　　誰該負責？肇事原因？飛航改革？無論如何，都挽救不了這些生命。如何才能讓悲劇不要再重複？我們哀悼、惋惜、希冀將來。

　　真正的原因還未清楚，或許也不該妄下評斷。然而當空難的悲傷籠罩著這片海洋，當我只能以沈默表示我的哀悼時，另一場悲劇竟展開序幕：一場可恥、可惡、可恨、可笑、可悲、可憐的鬧劇。

　　黃主文在華盛頓大放厥詞，把「正名運動」與「華航空難」扯在一起，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我看華航這個名字很不好，以致被列為全世界最危險的航空公司」。有人高談闊論：「早點直航就不至於枉死」，有人說空難發生是因為「行政院長犯太歲」，坊間甚至有人已經把空難的相關號碼視為樂透彩的明牌。實在．．．難以想像．．．當人沒有腦袋也就算了，竟然可以把二百多條人命視之為「例證」！視之為「明牌」！還有人性嗎？可恥！可惡！可恨！可笑！可悲！可憐！

　　兩種悲劇，在台灣。真的讓人不勝欷噓。

教育的聲音

　　雖然開了不少討論區，但「教育大家談」是我認為最有意義的一個。系友會除了聯絡情感、溝通資訊以外，彼此交換心得、溝通理念，凝聚系友們的聲音也是相當重要的目的。



　　我喜歡聽教育工作者的親身體驗，無論是困難或成功，都讓我感覺教育是一件有生命的事業，不由自主地受到感召，對挑戰熱血沸騰。在這裡，希望系友們能夠分享您的故事，讓彼此感受到教育的悸動，無論是鼓勵、批評、反省、困難與挫折，我想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常常會看到或聽到「你們這些讀教育的」這樣的字眼，但附帶的往往是質疑、批評與不屑。我不知道自己該氣憤還是反省。但我想重點應該是，要怎麼樣讓「我們這些讀教育的」變成一種驕傲與光榮？「讀教育的」要有作為、要有堅持，更要有自己的聲音。



　　在這裡，希望能匯聚「教育的聲音」，為了成長自彼此，也讓我們這些「讀教育的」對教育有所貢獻。

我變了嗎？

　　讀研究所以來，我變了嗎？寫著學術性的文句，說著學術性的詞彙．．．然後呢？實在難以確定自己究竟有什麼成長，反倒是自覺越來越沒有格調、越來越沒有感情，像是個木頭人。



　　有人跟我說，這種一再重複的文章顯得我很囉唆，所以，就此打住。

教育偶像！？

　　這年頭，「偶像」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社會階級，他們不但有深遠的影響力，而且幾乎壟斷了發聲機會，不斷地向信眾們宣揚教義。從某些方面來說，「偶像」似乎已經取代了「領導者」的角色，政治、經濟、戲劇、宗教、電玩、體育、歌唱．．．各領域都有代表人物獨領風騷，過去是「行行出狀元」，現在可說是「行行出偶像」，不過我覺得有一點不同的是：成為狀元，多多少少要靠實力；而現在當偶像，實力不見得是必要條件，相關的「配套」可能才是重點。上述文句中隱含著一種擔憂，因為我覺得偶像的影響力實在令人咋舌，但也基於此，我對於「偶像崇拜」也有一點期許，我們能否運用這股影響力？使它產生正面而有益的效果？畢竟「優質偶像」也不是沒有出現過！重點是如何讓偶像「優質化」、崇拜「較理性化」！（偶像崇拜本身有很大是情感的成分）



　　暫時將「偶像的產生」、「崇拜的本質」等問題擺在一邊，最近我常想「教育」與「偶像」的關係，第一個問題是「教育圈內有偶像存在嗎？」，或是更直接地問「教育工作者的偶像是誰？」傳統的說法，答案應該是至聖先師孔子。但孔老夫子當了數千年的教育偶像，如今可能已經沒有什麼fans了！長久的獨尊地位反而讓人感冒，偶像崇拜，不管是理性的或是盲目的，總是自發的性質比較高，「現世的偶像」在我們眼前進行著迷人的表演，與我們共享這個時代，比較能夠引起共鳴。另一方面，至聖至賢的孔夫子，給人遙遠的感覺，他也許有神聖的感召力，但是卻沒有世俗的群眾魅力。所以說，孔夫子可以算是失寵的教育偶像（在某方面來說，他還沒有失勢）。



　　那到底教育要偶像做什麼？偶像崇拜與教育本質似乎沒有什麼關連，甚至有時是衝突的。但我想每個行業都要有模範，不僅宣示這個領域的獨特性，代表所堅持的信念與價值，也引領著發展方向。模範是需要的，可是它的存在能產生什麼影響？品學兼優的模範生，在班上的影響力可能不如一個成績中等但人緣很好的同學；學養深厚教師的諄諄教誨，可能比不上偶像明星的登高一呼。這些例子只是想凸顯，模範與影響力都是很重要的，但只具備一種，可能都不是最好的模式，而我所認為的優質教育偶像必須兼具這兩種特質。在教育圈中（對學生、教師、家長、社會大眾而言），我們可能有很多教育模範，但沒有教育偶像。我期望的教育偶像，除了本身具有教育人應有的涵養與特質，也要有精神感召力、群眾魅力，他能影響周遭的人，能激發大家的熱情、執著與奉獻精神，帶動正面而有意義的風潮。在教育改革之中，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嗎？而且是教育的「本土偶像」，不是頂著其他領域光環的「教育代言人」。我雖然只有一年的實習經驗，但是在這段期間也面臨許多掙扎與退卻，我多希望有一個教育偶像，有著令我折服的教育人特質，讓我死忠地跟隨他、效法他。每當教育受到莫名其妙的批評時，多希望有個重量級的教育人物能夠挺身而出，辟靖那些惡質政治運作下的言論。



　　也許有人認為教育不該與偶像扯上關係，我只是提供另一個觀點。我自己覺得，教育界自己需要「有影響力」的人物，不管是教師、教育行政人員或學者專家，他的影響力不在於官位、資歷、文憑，而是在於能激勵人、感動人，作為楷模表率，要能夠為教育發聲。當達賴喇嘛、佛指舍利、馬祖繞境能引起全國風靡，當Ｆ４能夠吸引歌迷影迷徹夜排隊（包含上班族、媽媽級的fans），當由偶像級人物代言站台的活動比較受到重視時，教育為什麼不能有偶像！（我想不是那些上奇怪節目的教授吧？）甄曉蘭老師曾在課堂上說了一句意義深遠的話：「現在的教育，有教育學者、教學專家，但缺少『教育家』！」教育家有他的專業涵養，也有他的影響力。我們需要教育家，但也需要比較世俗性質的偶像，並不是為了名利，而是著眼於一種不給人壓力的廣泛影響。教育不該是一成不變的，但是變動為什麼一定要透過由上到下的外在政策？我們都有教育理念與熱忱，但可能在現實環境中被消磨殆盡，或許現在的教育改革不需要惹人厭的強制與規定，只需要有個人來重燃我們的教育火苗，帶起對教育的執著與狂熱。



　　教育偶像要有教育專業、要有實際作為、要有魅力風采，他的舞台並不侷限在教育，但不離開教育。他不是廣告行銷的成品，而是來自於真實的教育情境。你，可能就是我們要的教育偶像，說你的故事、實踐你的理念，展現你的魅力，我們將跟隨你！

我們的清明節

　　「我們的」清明節，一個象徵中華民族傳統的節日：慎終追遠，緬懷先烈、不忘祖德．．．這樣的節日有沒有意義？在這裡無須再扯上什麼大中國思想或是台灣本土意識吧？生命本來就是代代相承、延續不息的，沒有先人篳路藍縷，那有今日的繁榮光景。這道理想來簡單，也是陳腔濫調，但當披荊斬棘地找到先人墓地，拔草整地添墓紙後，風中冥思默想：地上地下寸土之隔竟是同一血脈，儘管生命不見得有交集，但卻都是家族源流的一份子，用生命寫著家族的故事。



　　清明節的意義深遠，而分居各地的家人，趁此機會團聚，吃吃春捲，倒也是一種樂趣。不是要掃興，但在今天，我們的清明節也似乎等同於塞車、火燒山，這些真的是難以避免的現象嗎？今年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雜草堆中有三隻羽毛未豐的雛鳥，閉眼張嘴不斷鳴叫著，不知道是肚子餓，還是焚燒草木的煙味燻得牠們不舒服。鳥巢之所以會落到地上，大概是掃墓的人群「整理」墓地所致，幸而下方是一些乾草，不至於粉身碎骨。然而樹頂上盤旋的鳥群，除了驚恐於這些不速之客，不知有沒有因為找不到孩子而著急的父母？而另外一處，落地的巢裡是三顆孵化中的鳥蛋．．．新聞裡又傳來四公頃林地被燒毀的消息，我們在進行有意義的人類活動時，應該可以更小心更體貼些吧？我們也將會是後代子孫的祖先啊！別為老不尊．．．



　　「故鄉」、「先祖」這些詞，在新一代的我們腦海中，似乎已經不具有多麼強烈的情感，不堪背負數典忘祖的罪名，但至少在一年中有一天，這樣的感覺是深刻的。擔心的是，越來越強調個人主義的未來，會不會連這樣一天都沒有？而另一個不同的思維，若我們今天的所作所為是自私為己、不顧他者、破壞環境，後世子孫是否會對此痛加譴責、不屑一顧？那麼清明節就算不消失，也將會是另一個風貌：教示後代，別像先人那樣犯可悲的錯誤了．．．

終於

　　似乎，又是一篇懺悔與期許交雜的文字。



　　在這麼多空白之後，要重新開始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半年來，心情隨筆竟然寫不到幾篇，難道換個身份真的影響這麼大？過了一學期，倒也習慣了研究所的生活，忙的時候，作業報告一項項排得滿滿的，但是一有空閒，卻又放鬆下來，別說未雨綢繆準備之後的課程，連做自己喜歡的事都提不起勁。不知多久沒有去親近海、去山裡走走、在城市裡漫遊．．．



　　在「終於」之前，倒也不是一事無成，只不過覺得這些並不是我真正在乎的，我也不因為這些而更肯定自己的價值。



　　在「終於」之後，似乎也對自己宣誓：要有所不同了！真的會不同嗎？希望我之後的心情隨筆可以告訴你。

原住民社會發展問題—媒體

碩班報告‧李昆翰



一、前言

龐雜而擴充快速的資訊，以及人們對新知的需求，使得媒體成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拜科技進步之賜，它以平面媒體、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等多樣的面貌出現，成為新時代的寵兒。媒體掌握了發言權、評價權，其影響力擴及社會每一個角落，因此甚至有人稱它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勢力」。



然而在自由競爭的制度下，媒體的發展基本上是以商業利益為導向，也就是以追逐最大的閱聽人市場及廣告收益為目標，因此少數市場往往被忽略，弱勢族群的需求敵不過現實的利益考量。從另一方面來看，弱勢族群缺乏社會資源，立足點不平等，並無平等競爭的機會（張錦華，1997）。本文目的在於透過相關文獻，介紹原住民媒體的發展與困難，並據此提出建議。



二、原住民的媒體權

「傳播媒體是少數民族爭取解釋權及發聲權的重要場域，也因為擁有了媒體，就等於是擁有了族群關係的解釋權，也才有可能掌握少數民族新聞的主體性」（孔文吉，2000）。由此可知，媒體對於原住民而言，不但是對外確立主體性，也是對內凝聚向心力的重要途徑。



原住民教育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政府為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傳承發展之需要，應於公共電視、教育廣播電台、無線電台及有線電台之公益頻道中設置專屬時段及頻道，並於電腦網路中設置專屬網站，並得視實際需要，設置其他文教傳播媒體事業。」，已明文規定原住民在傳播媒體上的權益。對於原住民的媒體權，以下從兩個層面加以探討。



（一）媒體近用權

媒體近用權或接近使用權（access to the media）屬消極的媒體權，指「接近並使用主流媒體的權利」。由於原住民在社會中屬於弱勢族群，欠缺資本、人才與技術興辦媒體，本身市場亦不受重視，在商業自由競爭下，只能屈居「被報導者」的角色，發言權間接被剝奪。原住民在新聞報導上，往往被再現為原始、野蠻、不文明、非理性、神秘、無知、貞操觀念差、不善理財、缺乏衛生觀念等等負面形象（黃浩榮，2001）。這些錯誤報導（misrepresentation）影響一般社會大眾對原住民的認知與印象，損害原住民尊嚴。孔文吉（2000）認為錯誤報導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主流媒體機構內缺乏原住民籍記者，以致無由產生具原住民觀點的報導內容。由此可知，原住民應有被公正及充分報導的被報導權，藉由原住民籍記者積極參與媒體，將有助於減少錯誤報導，並且增加報導內容的公正真實。

（二）媒體所有權

媒體所有權（media ownership）是積極的媒體權，指「擁有並控制媒體的權利」。因為接近使用主流媒體並不意味已擁有和控制媒體，擁有決策權的多數民族仍可控制少數民族發言權，或扭曲及更改及內容（孔文吉，2000）。而原住民爭取媒體所有權，最大的困難就在於缺乏資金、人才與技術，在利益取向的商業競爭，原住民媒體實在難有生存的空間。基於原住民教育法的規定，政府應該負起主動協助扶持的責任。



三、台灣原住民媒體的發展

（一）廣播

廣播是較為經濟易得的媒體類型，在台灣的發展也較久。廣播是以聲音為主，因此與語言政策息息相關，張錦華（1997）將台灣地區廣播政策分為四個時期，分述如下：

1.放任期

台灣光復初期至1950年代，廣播媒體未受到明顯的語言類別限制，不過當時廣播並不普及，並無任何原住民的電台或節目。



2.國語優先（1960、1970、1980年代）

民國48年起，政府即停止申設民營電台，政府和黨營者佔了將近95％以上的頻道，政府開始大力推行國語政策。方言節目雖可以播出，但政府期望能夠逐漸減少。壓抑母語的結果造成語言及文化的流失，語言學者黃宣範（1993）的研究顯示，原住民語言三代之間已流失31％。



3.個案獎助（1990年代）

少數族群發現母語文化逐漸流失，危機感漸強。新聞局自73年起開始獎勵山區電台製作原住民語言節目。但當時規定廣播人員資格為大專畢業，原住民能符合此資格者甚少，因此廣播人才缺乏。

此一時期採個案獎助的方式，獎助單位有新聞局、內政部原住民行政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但獎助節目不可能年年都獎助同一節目或同一主持人，因此要維持常年節目品質非常困難。



4.頻道開放（1993年開始）

此一時期雖然開放廣播頻道，但是「多元化」並未使弱勢族群受益，因為弱勢族群想申請電台，仍須與其他對手競爭，而即使通過申請，受限於本身地區與性質，難有商業利益維持電台運作。原來設在山區的國防部復興電台，反而因為開放頻道而裁撤這些山區電台，原住民節目也隨之消失。在廣播多元化的過程，卻沒有顧及多元文化的觀點，政府也採取放任自由競爭的態度，原住民廣播媒體的發展仍然面臨極大的困難。



（二）電視

民國82年有線電視法通過，結合地域特色、回歸本土、提供偏遠地區民眾發言園地本是有線電視的重要宗旨，但黃威葳（1999）指出，有線電視的目標觀眾群分佈於都會地區或城市附近，多數有線電視業者以開發人口密集地區為職志。無論是無線或有線電視，都著重爭取收視率及廣告利益，原住民不但被忽略，且往往在電視廣告中被商品化（孔文吉，2000）。

民國87年公共電視台正式成立，其中的原住民節目「原住民新聞雜誌」與「部落面對面」，由原住民記者負責企畫、採訪、攝影與剪輯，主持人亦為原住民籍，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原住民傳播的自主性（孔文吉，2000）。



（三）網際網路

網際網路的興起是原住民媒體發展的另一個契機，相關網站也五花八門琳瑯滿目，含括行政、研究、介紹、工作團隊、論壇等等。但目前最大的問題在於，原住民網路媒體雖然提供了多元而便利的「發聲管道」，但有多少原住民可以真正享受網路媒體？在偏遠地區網路並不普及，而且與廣播和電視相比，使用網路媒體的成本較高。不過透過網路，社會大眾有更多的管道與機會瞭解原住民的面貌、傾聽他們的聲音。



四、結論與建議

媒體對於原住民來說意義重大，一方面藉此提供發聲管道、建構自我尊嚴、凝聚族群認同，另一方面，在原住民教育的推動、語言文化的傳承上，亦扮演重要而關鍵的角色。

對前者而言，原住民媒體權的落實是當務之急，除了加強媒體人員本身的多元文化素養，應該培養聘用原住民人才，發展原住民觀點以平衡報導內容。政府更應該主動資助原住民媒體，使其不受商業競爭的威脅，得以持續發揮影響力。

對於後者，使用族群與收視情形應是發展原住民媒體的焦點之一，倘若媒體對原住民來說不具普遍性、便利性與意義性，那麼原住民媒體的影響力將會大打折扣。因此政府除了資助輔導全國性與地區性的原住民媒體外，也應該改善偏遠地區及貧困家庭的通訊設施，開拓優質媒體的市場。

「水能載舟、亦能負舟」，過去媒體經常成為形塑原住民刻板印象的幫兇，但藉由原住民媒體的自主與發展，原住民不在是媒體中的弱者，反而能藉著媒體彰權益能，建構民族自主性。



參考書目

孔文吉（2000）。忠於原味。台北：前衛。

張錦華（1997）。公共領域、多文化主義與傳播研究。台北：正中。

黃威葳（1999）。文化傳播。台北：正中。

黃浩榮（2001）。原住民形象的媒體再現。2002年3月21日，取自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http://www.mediawatch.org.tw/

A Brief Summary of the Coleman Report

碩班報告‧李昆翰

壹、摘要

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包含七個部分，處理不同方面的教育機會（2-8節）。調查的結果來自於一個包含大約4000所中小學的全國性調查，這個調查被設計來確認在六個族群中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程度與原因（黑人、波多黎各人、美國印地安人、墨西哥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以及白種人）。

一、其他章節

第四節描述培育黑人和白人教師的大學和學院之調查結果。因為幾乎所有的白人學生受教於白人教師，而大部分的黑人學生受教於黑人教師。這個調查的結果顯示透過教師與學生的種族一致，教育機會不均等可能永遠存在。

第五節顯示黑人或其他非白人在大學的分配情形。包含學生教師比率、擁有博士學位教師的比率、平均教師薪資、每學生單位成本、和圖書館資源。

第六節處理未入學與學校退學方面的問題。這些表格顯示白人與非白人16-17歲未入學的情形，根據地區、性別、都會或非都會、宗教、父親職業加以歸類。

第七節由一些研究所構成，這些研究檢驗社會與政治因素對達成或抗拒學校消除種族差別待遇的影響。

第八節報告四項特別分析，一是分析參加HEADSTART計畫學生的表現，二是調查在家使用之外語對言詞技巧的影響。第三和第四是黑人或白人學生在輔導諮詢與職業教育獲取上的差異。

二、第二節

第二節針對不同團體入學的學校，透過客觀特質的比較以檢驗教育機會不均等．這些特質主要是所謂的學校「資源」或品質測量。所研究的團體包括美國印地安人、波多黎各人（居住於美國者）、墨西哥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其他白種人以及黑人。其中白人與黑人的比較兼具全國與八個地區。從督學問卷、校長問卷、教師問卷以及學生所獲得的資料，這份調查顯示出關於學校資源投入的統計描述。

這二節的目的在於藉由測量學校投入的品質，以提供一些機會不均等的指標。它使用了校長、督學、學校委員會傳統上使用測量學校品質的特質，包含教師薪資、圖書館書籍數量、建築物與教科書的年數、教師與校長的證書、特殊的設備與課程、免費的幼稚園等等。除此之外，還有校長與教師對學校的態度、對學生的態度、那種學生他們最喜歡教、對學校融合政策的態度。教師還必須進行簡單的字彙測驗。最後，學校的學生特質也是測量的項目之一：他們的社經背景與家庭環境的特質、種族、態度、志向。

這些統計比較的結果顯示少數族群和白人進入的學校有差異。特別是在同一區域的黑人與白人學校之間。一般地，這些差異顯示白人進入的學校擁有較多資源，雖然並不是一致如此。而地區之間的差異（南北差異、都會非都會差異）比地區性或全國性的差異更大。

這個發現是此報告書受批評者攻擊的結論之一，他們認為白人與黑人學校資源的差異在是隱蔽的，在某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的確，這個差異並不代表什麼，舉例來說，在貧民區辦學校，可能比在郊區辦同等學校花費更多。為了成功爭取教師，城市系統必須支付較高的薪資，而圖書館書籍的數量不代表書籍的品質。這個批評可能主要起源於偏見：很多人看到一所大部分是黑人學生的學校，就會不自覺地輕視它，認為它是較低劣的，並且尋求理由去證明這個觀念。

最顯著的差異是種族差異。這個隔離在南方初等階段最明顯，其次是中等階段在南方、初等階段在北方，而中等階段在北方最小。這根本地源於種族隔離以及黑人學生的低經濟與教育背景，一般白人與一般黑人所感受到的學生環境的社會經濟特徵是非常大的，甚於各自學校的其他特質。

教師特質對黑人與白人學生的差異在訓練時間、薪資、其他外在特質最小，在態度和字彙測驗得分上最大。這些差異大部分源於學生與教師的種族一致，在南方最明顯，不過在北方也一樣存在。

三、第三節

第三節聚焦於學校的結果，使用多來源的成績作為結果的測量。這份報告的目的在於使用成績結果作為評量各種投入差異的規準，評估何種對學校的投入對成就是最重要的。

在所有的成就測驗中（口語技巧、數學技巧、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結果是相近的。白人和亞裔美國人達到較高的水準，而其他少數族群達到較低的水準，黑人與波多黎各人在各項都是最低的。從1至12年級，低成就團體的相對成就降低。以黑人來說，在所有的階段都減低，除了在北方都會區。在南方這樣的降低尤其嚴重，特別是在南方非都會區。

當家庭背景因素被控制，學校因素高度地關連於家庭背景，而沒有顯示高相關於成就。這個分析顯示學生家庭背景與學業成就的強烈關連甚於其他學校因素。

為了評估學校因素對成就的重要性，在控制學生的家庭背景之後，將學校因素分為三大類，依序是教師特質、學校設備與課程特質、學生環境特質。結果，這些因素說明學生同儕特質比其他因素有更多差異，其次是教師特質、最後是其他學校特質。根據這三類學校因素的整體變異並不大，事實上，變異數分析顯示在學校之間只有10％的成就差異，大部分的差異存在於學校內。

另一個結果是，對白人來說，學校特質對成就的變異影響最低，而對南方非都市地區的黑人影響最大。因此可推論，一般地，對來自最貧窮家庭背景的學生而言，學校特質對成就非常重要，但這分析並沒有直接檢驗這一點。

這些結果清楚地建議，學校跨越社經與種族分界消除差別待遇，將增進黑人的成就，而他們鄭重地質疑那些增進學校非個人資源政策的成效。它的家庭與同儕影響其成就對大，其次是他的教師，而學校環境的非社會層面方面影響最小。

貳、評論

一、此報告的重要性與影響

正如前幾堂所討論過的，Coleman研究小組所採用的教育機會均等定義是「以學校對具有相同能力與背景的學生之影響作為評量的標準」，不但對教育機會均等從「教育資源投入」轉至「教育結果的評量」，此革命性的內涵改變，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此定義較能將研究結果轉化為實際的作為，因此對於政策制訂與考量，貢獻良多。報告書的發現也推翻過去的看法：種族間教育成就之高低，主要是因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而導致，調查分析結果卻發現，學校教育資源對學生成就並沒有很顯著的影響，反而是學生家庭社經背景因素的影響較大，使得教育政策的制訂上，不再強調「資源投入的相等」，而注重如何對不同的團體，施以不同的投入，以追求教育機會均等。

二、學校經費的運用

從研究結果看來，學校設施與課程對於學生成就的影響並不顯著，那麼在運用學校經費時，是否可以較少關注此層面的投入？就「效果」來看，似乎可以作此推論，但是不可忽略的是，教育機會均等的定義與「教育理念」應該是相互融合的，兩者不應該有所抵觸違背。就算學校環境對於學生成就沒有顯著影響，那也不能剝奪學生在合宜環境中學習的權利。對於調查的成果，我們應該有理性解讀與推論的能力，不能以「效果」為藉口刻意忽視學生應有的權利。

三、學生社經背景

在前一篇跨國性比較的文章中也提到，學生社經背景對學生成就影響顯著，（瑞典與荷蘭例外）。根據此報告，在美國的情形亦復如是，這給我們的省思在於，在教育的過程中，學生社經背景的差異使否應該有這麼大的影響力？無論是有意或無意。針對這樣的情形，整體社會層面的改革是需要的，但是教育內部應該對上述現象有所察覺，盡力做到「消極的避免」與「積極的改善」。

消極的避免有點「隔絕、保護」的意思，例如學生因為家庭經濟因素，放學後實在沒有時間做作業、或者沒有錢去博物館參觀，那麼我們應該允許他用其他的方式達到教學（育）目的，不應該讓學生社經背景條件在教育歷程中產生不良的影響與阻礙。至於積極的改善，也許過於理想，但人們透過教育而改變的例子並不是沒有，氣質的轉化也是可能的，不應該因為整體情形沒有顯著改善而否定教育的意義，所以我自己抱持比較樂觀的態度。

四、未入學、退學、中輟生的問題

此報告書第四部分特別提到未入學、退學、中輟生的問題，以中小學階段入學率極高的情形下，整體看來這些問題似乎不是目前教育機會均等的關注焦點，但是其代表的卻是「連入學機會都可能被剝奪」的嚴重性，因此也應該深入探討，尤其中輟生的問題是台灣目前仍然存在而且頗為頭痛的問題，他們的教育機會均等也應該受到同等的重視。

變臉中的印地安人

碩班作業‧李昆翰

一、過去

（一）荒謬的烙印

「偉大的」哥倫布誤認「新大陸」為印度，因而將美洲原住民稱為「Indios」，這個強勢的命名舉動為美洲原住民五百多年的悲劇開啟了序幕。至今在各式字典裡，Indian一詞仍然指稱著「印度人」與「美洲印地安人」兩個截然不相關的民族，頂多以「American Indian」或「Red Indian」作為區別。而錯誤不僅於此，文化、語言、習俗各不相同的美洲原住民族，也被強迫歸屬在這個荒謬的名詞之下。這是多麼大的諷刺？如果說1492年的誤會是因為無知，那麼這五百多年來的「妄加命名」代表著怎麼樣的霸權心態？

五百多年後的今天，無論「印地安人」與「美洲原住民」的連結已經有多大的普及性與接受度，我們仍然應該揭發隱藏其中的意識型態。在我族中心主義作祟下，不只是命名的問題而已，「發現」、「保衛家園」、「拓荒」、「傳教」等理所當然的思考與行徑隨之而來，在這些留諸青史的成就背後，卻是美洲原住民的血淚與苦痛，至今，仍未撫平。

（二）誰的功績？誰的悲劇？

正因為「發現」新大陸的論調，使得那些「先驅」們得以名正言順地進行開發、殖民、拓荒、保衛家園…以今天的角度來看，這些行徑與武力侵略有何差別？然而當這些侵略者、詐欺者掌握了歷史的解釋權，一切巧取豪奪都被合法化、正當化。原住民被迫遷移，或者被殘殺殆盡，那便是西部墾荒英雄們團結、努力的成果，受到大家的讚揚。而原住民族的「報復」被解釋為落後、殘忍的行徑，更加深了墾荒者「保衛家園」的決心，變本加厲地以武力解決雙方的紛爭，卻完全沒有反省，自己正是仇恨循環的始作俑者。

美洲原住民被視為墾荒的「絆腳石」，剷除障礙的手段除了武力與欺騙外，竟然還利用疾病。書中引用當時英國軍官的信函：「…我會盡力把帶有天花、病毒的毛毯，交到他們手上，以確保他們受到感染…」、「我們給了他們兩條毛毯及一條手帕，都是從天花醫院中取得的，我希望能有預期的效果」，如果這些文件屬實，那麼這是多麼卑劣不堪的手段？讀來令人震憤、令人心寒。白人尚未入侵之前，美洲原住民過的是和大自然融為一體的生活。他們雖然獵殺動物，但不貪取多餘的部分；雖然各族間仍有戰爭，卻不至滅種滅族。而所謂白人的「先進文明」所展現的，竟是殘殺、破壞、藐視自然，種種行徑縱使有光鮮的說詞，底子裡不過是「自大、殘害、謊言…」。

當1992年大肆紀念「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五百週年」的同時，我們不禁要問：「新大陸」是誰的功績？誰的悲劇？「新世界」是誰的天堂？誰的煉獄？

二、現在

（一）自治或隔離

美國設有原住民保留區，除了國防、外交，保留區均有自治權利，各部族為獨立之政治實體，和美利堅合眾國以「政府對政府」的關係來往。除非大多數部族成員投票通過，否則各州與地方法律不適用於保留區。這樣的制度看似令人稱羨，但我們回到歷史脈絡來看，保留區的設置也是在美國政府強制遷移、武力鎮壓之後的結果。當土地、資源、物產已掠奪殆盡，還能說保留區的設置帶有多麼大的「尊重」？即使如此，保留區對於原住民來說，至少是當前比較有利的一種發展環境，但相對於美國聯邦政府來說，不能以「保留區自治」為逃避協助原住民族發展的藉口。各州或地方政府雖然不能向保留區課稅，但是當保留區自身稅收不足時，如何自治？如何發展？

即使保留區給予原住民族比較自由的發展空間，但並不代表一切都充滿希望。保留區內的經濟、教育問題，仍然限制著原住民族的未來。以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究竟保留區自治的目的是為了什麼？獨立？保護傳統？延續文化？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地位與發展方向，當政治上的尊重成為泡沫時，原住民保留區將何去何從？

（二）生計與發展

無論是家庭生計或民族發展，都與經濟息息相關。觀光似乎是目前原住民保留區所仰賴的經濟來源之一，但一般的遊客可能會對於某些觀光區的嚴格規定感到驚訝，這些限制向世人宣告「觀光不等於商品買賣」，這的確發人深省。白人的第一波「觀光潮」，已經將原住民的土地、資源掠奪一空，如今原住民面對第二波「觀光潮」，應當要特別防範外來者各種「自認為理所當然的舉動」，否則對於文化與環境，可能又是另一番蹂躪。除此之外，換一個比較現實的角度，如果觀光資源是原住民的籌碼，那麼的確應該讓這些籌碼成為談判的基礎，而不是期盼能夠一本萬利的賭本。

伴隨觀光事業的發展，有些保留區為了增加收益，引進賭場以吸引更多人潮與資金，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沒有經濟做後盾，許多原住民的問題難以解決，因此經濟的考量出發，賭場的確對於原住民族保留區的發展有所助益，但是開放賭場是否會對原住民文化造成更大的衝擊？下一代原住民的價值觀是否會因此截然不同？從教育層面來看，開放賭場的影響不容小覷，應該有怎麼樣的調適或者「消毒」措施，值得我們思考。

在商業上，原住民的形象可說是熱門搖錢樹，各式各樣的商品打著「印地安人」的旗號橫行各個層面，但是受益的永遠是這些「盜用者」，而非原住民族。而許多發「印地安」財的富翁，基本上何曾瞭解、關心過原住民族。在這方面，法律無法保護原住民族的利益，廣告與商業也是以「效益」做為優先考量，但訴諸輿論、正義的聲音應該加以展現。現行的商品化潮流，對於原住民來說是一項侮辱，但能不能藉由這樣的趨勢，展現「正名」的效果？與其等待主流思考的轉變，不如培養原住民籍的相關人才，讓種種巧思轉化為經濟、文化雙贏的策略。

三、未來

（一）爭取權利之後

在爭取土地、文物的訴訟與活動之後，原住民族還應該思索如何運用這些資源。特別在原住民文物方面，許多流浪在外的傳統文物能夠回到部落，這的確有相當大的意義，也能成為自身的資源。然而書中也提到，許多珍貴文物回到保留區，受限於經費與技術，卻無法得到妥善的保存，只能擺在乏人問津的倉庫，這樣的結果並不是我們所樂見的。原住民文物都回到保留區，或許能夠吸引更多的觀光人潮，但是相對於其他地方的教育資源來說，等於原住民文物就缺席了，在強調多元文化教育的今日，各地展示原住民文物的博物館，反而是一種讓社會更瞭解原住民的管道。這或許是一個難解的問題，但是否可以採取「合作」的策略，文物的所有權屬於原住民族，以循環交流的方式借給各地的展覽館，原住民自治政府能夠收取租金或利潤，也能夠向外推展原住民文化。

（二）誰是原住民

歷經屠殺與浩劫之後，原住民的數量大為減少，而隨著各種族交流、通婚的結果，純種的原住民變成了少數中的少數，混血的原住民已經成為多數。而許多在語言、文化、價值觀早已不像原住民的混血原住民，卻瓜分甚至掌握原住民的資源。這確實是一個難解的問題，原住民數量已經不多，純粹的血統難以保持，基於「人多勢眾」的考量，卻也無法對原住民身份嚴格劃分。這是原住民族現在以及未來必須面對的挑戰，但我想與其要求血統的純粹來區分，不如傾向於培養「原住民認同」。當下一代的原住民族群認同更強烈、更一致，越能自發性地正視、解決原住民問題，不管他帶有幾分之幾的原住民血統，心靈的血統將是更重要的。

（三）原住民教育問題

教育為百年大計，雖然政治、經濟對原住民族發展影響很大，但是教育直接影響著「下一代」，他們正是未來的希望。在保留區內貧窮、酗酒、失業、暴力、離婚的比率高，負面的環境使青少年缺乏自信自尊，犯罪與自殺問題嚴重。面對擺盪在傳統與現代的青少年，教育如何解決他們的困惑與迷失？教育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卻不能撒手不管。特別是對青少年來說，除了家庭與社區，教育是影響他們最直接的管道之一。為了原住民的發展，高學歷的人才是必要的，但以「原住民下一代」的焦點，更重要的應該是瞭解自己生命價值的個體，否則整體的發展必然受挫。另一方面，「教育是遠離家鄉的過程」，如何讓高學歷的人才願意回到原鄉、發展保留區內的高等教育，這都應該是教育計畫的重點。

（四）保留區以外的保留區

離開保留區，原住民就成為流浪者，甚至是視為背叛者，然而他們就應該是被遺棄的一群嗎？在保留區之外，原住民更需要心靈上的保留區。美國在大城市中設有原住民服務中心，提供離鄉打拚的原住民一個心靈的歸屬，減低進入主流社會的衝擊。如同過去各僑居地的華社，原住民也應該設一個保留區外的保留區，為了自己。

盧卡奇之《歷史與階級意識》簡介

碩班報告‧李昆翰



壹、前言

盧卡奇有「西方馬克思主義之父」之稱，是二十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開創者。由於他是匈牙利的共產黨員，又曾長期在莫斯科流亡，加上翻譯的問題，因此他的作品在英美學界受到重視的時間比較晚。盧卡奇涉獵範圍廣泛，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主要在於哲學、美學、文藝以及社會理論。限於時間與能力，本文僅針對盧卡奇最著名的社會學理論作品《歷史與階級意識》做介紹，並提出其辯證法以及物化理論在教育理念與實踐上的省思。

貳、歷史與階級意識

1923年出版的《歷史與階級意識》被公認是盧卡奇最重要與最有影響力的著作，許多學者甚至認為這本書是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最重要的作品。儘管這本書極具爭議性，但其影響力不可小覷，受它影響的學者包括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成員—阿多諾、本雅明、馬庫瑟等，法國存在主義者—沙特、梅洛龐蒂，文學理論家—如戈德曼，社會學家—如曼海姆（劉昌元，1991）。

《歷史與階級意識》是一本共含八篇文章的論文集，並非有系統寫成的著作。此書論及的內容包含兩大主題，一是盧卡奇對馬克思辯證法的解釋，另一主題是用物化概念批評資本主義社會與資產階級哲學。盧卡奇認為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即在其辯證法，而不在盲目地接受馬克思任何實質的論斷，而資產階級哲學家的根本缺點即是不能用辯證法來處理所面臨的問題，因為他們的意識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支配下，已成為物化意識（劉昌元，1991）。因此我們可以說，辯證法代表盧卡奇所擁護的馬克思主義本質，而物化則代表他對資本主義社會與資產階級的批判，這兩點可說是《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的主軸。

一、正統馬克思主義

《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第一篇文章〈什麼是正統馬克思主義〉中，盧卡奇開宗明義地論述正統馬克思主義與辯證法之間的關係。在當時，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自己是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而對方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盧卡奇認為這些自我標榜與指責攻擊都是無意義的，而應該從本質上澄清「什麼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在自傳中，盧卡奇（1983/1990）提到對於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是：「正統馬克思主義並不意謂著無批判地接收馬克思的研究成果。它不是對這個或對那個的『信仰』，也不是對某本『聖經』的註釋。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

上述的概念可說適切地解釋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觀點，他們強調「我們的理論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然而這還無法凸顯盧卡奇的重要性，更根本更關鍵的是在於盧卡奇延續「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是指方法」的概念，提出「它是一種科學的信念，即辯證的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研究方法」。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是指方法，而這種方法就是辯證法，而盧卡奇更強調實踐層面，辯證法是無產階級認識和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武器（宮敬才，1993）。

盧卡奇點出「馬克思主義方法」與「辯證法」的密切關連，更以此作為判斷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標準，也在這樣的基礎上，盧卡奇的社會學理論才得以開展。雖然這樣的定義遭致許多不同的批評，但他到晚年仍堅持這樣的定義是正確的。

二、辯證法新解

《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副標題是〈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但馬克思並沒有寫過辯證法的專著，通常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與《自然辯證法》等著作所提出的。但盧卡奇並不認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他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所抱持的看法如下：

（一） 歷史辯證法

自然界中是否存在辯證法？辯證的認識方法是否適用於對自然界的認識？盧卡奇對這兩個問題作了否定的回答。他指出辯證法只適用於社會與歷史，因為主體與客體之互動、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等重要成分並不存於我們對自然的知識中。依照盧卡奇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批判的學說，目的在於解放人類，但如果以純科學的方法去對待它，以實證主義的態度去研究自然界的發展與變化，那麼這樣的學說跟人類社會的解放有什麼關係？如果辯證法來自於自然界，那麼怎麼可能會有革命的特質？盧卡奇認為恩格斯錯誤地把辯證法擴大到自然界，而且忽略主體與客體在歷史過程中的互動。

盧卡奇（1923/1989）認為「自然是一個社會的範疇，在任何特定的社會發展階段上，無論什麼被認為是自然的，那麼這種自然是與人相關的，人所涉及的自然無論採取什麼形式，也就是說，自然的形式、自然的內容，自然的範圍和客觀性總是被社會所決定的。」按照盧卡奇的看法，自然從屬於社會歷史，從屬於人及其實踐，自然與社會歷史、與人及其實踐是部分和整體的關係，而這樣的關係隨著社會歷史與實踐的性質轉變有所變化（宮敬才，1993）。

因此這裡的「自然」具有社會歷史的性質，對任何自然的考察都是基於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依此引伸，自然科學是有侷限性的，因為它沒有看到，並且說明作為其依據之事實的歷史性，也沒有注意到這些研究對象的內在結構的歷史本質。所以自然科學的研究結果都是有條件的，都是一定歷史時代的產物（張西平，2000）。

（二） 總體性方法

總體性是盧卡奇社會學思想一個非常重要的範疇，他認為歷史辯證法的實質就是總體性，而這樣的特質根源於馬克思利用歷史的本體論，根本地解決資產階級哲學的問題。資產階級哲學的特點是「主客體分離對立」，自然客體是外在於主體的，主客體之間沒有必然的橋樑。盧卡奇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在無產階級身上找到「同一的主體、客體」，主體和客體的對立得到消解，達到統一（張西平，2000）。因為無產階級一方面是歷史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創造歷史的主體。

總體性的重要就在於它不僅決定歷史的主體，也決定歷史的客體。既然認識的對象是總體，那麼要認識這種總體，就必須運用總體性的角度與方法，只有把社會生活中的孤立事實視為歷史過程的各個環節，並把它們歸納為一個總體，對事實的認識才能成為對實在的認識。一個人透過這樣的方法所掌握的整體雖然不能完全等於真實的整體，但辯證法可以使我們逐漸向較完整的真理邁進。

盧卡奇認為馬克思的辯證法不只是瞭解真實的方法，也是改造社會的革命辯證法，理論與實踐是相結合的，而無產階級就是能夠瞭解並且從事革命的主體。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除了本身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因此也沒有自身的既得利益需要保護，無產階級要改變自身的現況，爭取人權與地位，就必須真正認識資本主義社會，進而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在這種認識與實踐的活動中，無產階級的一無所有，提供了總體認識和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實際可能性。這種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認識，就是對自身的總體認識，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推翻與改造，就是自身的解放，無產階級同時是總體認識的主體，亦是總體認識的客體（宮敬才，1993）。

三、物化理論

有人批評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不過是黑格爾哲學粗俗的翻版，而物化理論只是馬克思「異化」概念的別名（還學文，1993）。這樣的評價值得商榷，尤其對後者的看法，顯然忽略了歷史的脈絡。盧卡奇論及物化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出版於1923年，是二十世紀最早有系統提出物化理論的著作，而馬克思論述異化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直到1932年才公開發表，這意謂著盧卡奇依循著馬克思的思想脈絡，在尚未有文獻輔助的情況下，就發展出與馬克思「異化」理論極為相似的「物化」理論，儘管兩者有差異，儘管盧卡奇的物化理論是建基於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觀點，但這樣的「發現」仍然深具意義，代表盧卡奇對馬克思主義的瞭解與掌握，難怪他有「青年馬克思的發現者」之稱號。

盧卡奇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從分析商品入手，在總體上描述了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個方法告訴我們「在人類歷史的這個階段，任何問題最終都要返回商品的問題，任何答案都會在商品結構之謎的答案中發現」（Lukacs,1923/1989）。因此當代的一切問題都可以在商品結構這一現象中追索出它的內在根源，同樣地，當代一切問題的解答，都存在於對商品結構之謎的解讀過程之中（宮敬才，1993）。盧卡奇在論述資本主義時，是直接以商品為核心（謝勝義，2000）。依照盧卡奇的看法，要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與其本質，必須瞭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品結構與其特點，並且將之視為一個整體，因為它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客觀與主觀結構。但盧卡奇並不是重複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論述，他希望從馬克思的經濟分析出發，進一步揭開資本主義社會虛假外觀下的內在矛盾與實際面貌，以凸顯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與必要性。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將馬克思著作中有關商品拜物教的論述加以擴展，由經濟領域擴大到政治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型態的領域，形成一套有系統的哲學理論（宮敬才，1993）。

（一） 經濟活動的物化

依盧卡奇的觀點，商品達到普遍化之後，就表示它已居於支配社會各個層面的主導地位，而且已變成整個社會的基本結構（謝勝義，2000）。換句話說，商品生產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已經成為一種高居社會之上的統治力量，作為商品生產者的勞動者也因而全面地物化，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經濟物化。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與勞動對象的關係純屬偶然性質，勞動者處於被動、被分配的角色，所有決定權掌握在資本家手中。在這樣的生產關係中，勞動者失去自主性與創造性，它的勞動行為決定於勞動對象，而勞動對象決定於資本家。在這樣本末倒置的關係中，勞動者只是勞動對象的附屬品，「人」已經被物化。

勞動者受制於勞動對象，在勞動過程中已是身不由己，而資本家為了提高商品競爭力，必然要縮短產品的生產時間，因此「機械化」與「科學管理」成為第二種限制（張西平，2000）。在多重限制下，勞動者被徹底零件化，根本地喪失主體性，只能依附於機械系統，無法獨立作業。

勞動者與勞動對象的物化關係，亦導致勞動活動的物化。在循環的過程中，勞動對象是前一次循環的勞動產品，上次作為結果的，又化為前提成為另一個勞動對象（宮敬才，1993）。在循環中所呈現的就是勞動活動的物化，過去內涵主體性、智慧、創造和自由等人類特質的勞動活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面目全非，根本地物化。

（二） 政治上層建築的物化

盧卡奇認為僅從經濟上看商品經濟是不夠的，必須把物化視為資本主義社會各個方面的主要問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指出，特定的政治上層建築是建立於特定的經濟基礎，適應於這種經濟結構的需要並且為之服務。因此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的政治上層建築也隨之變化與調整。

盧卡奇認為物化現象一旦轉化為社會生活的表現形式，那麼首先最突出地表現在國家形式和法律制度（張西平，2000）。為了保證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正常進行，尤其為了鞏固、推動和保障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一系列立法、司法和執法的部分紛紛成立，資本主義社會生活下的一切，都匡限於法律範圍內，都受到國家機器強而有力的干預。人的物化更深刻、更廣泛，但是在外觀上，卻更隱匿、更難以察覺（宮敬才，1993）。

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與勞動階級的革命意識因為不自覺地認同資本主義社會而減弱，這就是資本主義政治上層建築物化的影響，也是無產階級革命始終沒有爆發的原因。盧卡奇慧眼獨具地看到這一點，但卻沒有獲得當時馬克思主義權威們的認同，反而被指為異端。

（三） 社會意識型態的物化

經濟活動，政治上層建築以及社會意識型態的物化，彼此是相互掩蓋、論證和說明的，這三種物化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整體的物化。意識型態的物化造成人們以真為假、以假為真，並且將這種虛假的「真」奉為圭臬，心甘情願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闡釋、發揚、傳承。

盧卡奇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以及資產階級的存在與發展，需要把一切「合理化」、「系統化」、「科學化」、「形式化」，而在這些過程中，資產階級的需要與本質轉化為一種「客觀」、「科學」、「公正」的思維模式，並利用資本主義社會的輝煌成就作為例證，將這些思維模式透過媒介加以宣傳，造成一種強而有力、無孔不入的思想氛圍（宮敬才，1993）。在此氛圍中，人們有意無意間接受這種資產階級的思維方式。在這樣的思維方式下，人們所認知的資本主義社會、個體自身、個體與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關係都是正常、合理的，他們也理所當然地認同資本主義社會，對於物化的現象視之不見。

參、教育上的省思

儘管盧卡奇沒有寫過教育方面的專著，但是其物化理論對資本主義社會多所批判，而教育作為社會的重要制度，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物化的現象是推波助瀾或是能夠啟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促成社會的進步？另一方面，盧卡奇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強調歷史與總體性，認為藉著辯證法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實在」，「方法」的價值在於發現「論斷」，但隨著歷史發展，「論斷」並不是永遠為真的，因此掌握「方法」才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盧卡奇認為的「方法」是辯證法，具有總體性的性質，而自然科學方法忽視歷史性與總體性，因此所得的結果只是片面的。以下針對上述的觀點，提出在教育上的省思。

一、方法與論斷

盧卡奇認為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即在辯證法，而不在盲目地接受馬克思任何實質的論斷，即使馬克思的實質論斷皆是錯誤的，他的方法仍是研究人及社會唯一正確的方法（劉昌元，1991）。依照此概念，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辯證法，而不是一味相信馬克思的論斷。盧卡奇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定義引起相當大的爭議，但暫時拋開馬克思主義流派間的紛爭，回歸到辯證法本身，盧卡奇認為「方法」的重要性大於「論斷」，因為「論斷」是透過「方法」而呈現出的歷史性結果，根植於特定的歷史脈絡，所以「論斷」是有時間性的，無法永恆存在。然而作為「方法」的辯證法，卻具有不斷變化、不斷改善的特質，所以透過辯證法，可以掌握當時最接近「實在」的整體。「論斷」的累積、轉化或分析固然有其意義，但將目光集中於過去的論斷，是無法總體性地瞭解「實在」。

在教育制度中，我們希望傳承給下一代的是「方法」或是「論斷」？何者才是有價值的？在教育的內容上，「論斷」的勢力似乎略勝一籌，過去的教育注重事實的累積、資料的分析。而在知識爆炸與後現代的全球化社會，人的主體性被數不清的「論斷」所淹沒，講求速度與更新的時代中，「論斷」與「方法」之間的聯繫也被切斷，學生只是單方面地吸收種種零碎的「論斷」，而沒有接受「方法」的訓練。科學方法與科學論斷的疏離，在台灣學校教育中處處可見，而對於網路上流通的大量資料，只注重其及時性與應用性，又有多少人探究其背後求得此「論斷」的的「方法」是否合宜？

近年來台灣教育改革強調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以應付快速變遷的時代，教育似乎開始強調「方法」的面向，若以盧卡奇的觀點來看，這樣的趨勢應該是正確的。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盧卡奇所看重的「方法」是辯證法，辯證法是一種概念與精神，「帶得走的能力」應該要具備辯證法的精神，而不僅僅是特定的、固定的方法，否則這樣的宣稱也不過是一種「論斷」而已。

二、物化與教育

教育是現代國家的重要制度，尤其近年來各國都將教育視為提升以未來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途徑，社會的重視與期盼，以及種種政治、經濟的因素，使得教育的本質更加複雜。將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加以引伸，試著探討物化與教育的關係，對於新世紀教育典範的建立來說是深具意義的。

依照盧卡奇對資本主義社會政治上層建築與社會意識型態物化的分析，可以發現教育制度似乎擁有不小的影響力，特別在社會意識型態物化上，教育制度提供資本主義思維模式最佳的宣傳管道。但這樣的論斷值得商榷，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物化下，像馬克思和盧卡奇這種並非出身無產階級的思想家，何以能夠擺脫物化的支配？盧卡奇曾提及「理智的努力」、「對辯證法的瞭解」、「寫實主義文學作品的反拜物教效果」是有可能對抗物化的。這樣看來，物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似乎並不是全然無法改變的現象。在這個物化的空隙處，是否就是教育得以發揮「反物化」功能的舞台？透過教育有沒有可能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的假象？激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進而導致革命？在這些問號中，我們得以重新思考教育的主體性。

將討論的範圍縮小到教育中的「學習活動」時，「經濟物化」的概念提供我們一個省思的方向。但「經濟物化」的論述建基於勞動者與勞動對象的關係，如何引伸至教育活動？如果以「個體」、「目的」、「過程」三個層面來看，原先勞動者（個體）為了滿足自身的基本需求（目的）而進行生存的勞動（過程），三者是緊密結合的；但經濟物化即是勞動者（個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有意無意間喪失了自身的目的，依照資本家的意思製造與自己無關的產品（目的），而進行有效率的機械化勞動（過程），這三者是間隔疏離的。如果這種簡略的分析模式能夠成立，那麼引伸到教育活動中，最基本的學習行為應該是：個體（學習者）為了滿足自身的求知欲望（目的），從事自發性的探索活動（過程），三者之間的關係是連結的。然而現今教育制度中的學習行為已經不復如是，主要的變化產生於「目的」層面，學習的目的受到社會影響而關注於「文憑、謀職」，這樣的「目的」對學習者（個體）而言，是外來的、是社會建構的，與原本求知的目的有差距，而所進行的學習活動是有效率地獲取文憑或求得工作（過程）。這樣的學習行為，對資本主義社會而言或許有其意義，但就本質來說，個體的學習過程被「文憑、謀職」操控了，個體所從事的是「他人」的目的，個體與目的是疏離的，如同經濟物化一般，學習活動也呈現了物化的危險。

這幾年台灣政府大力提倡「知識經濟」，對教育制度也給予極大的重視，希望培養出具備知識經濟時代競爭力的人才。但知識經濟的重要概念是將知識視為可運用的「資本」，因此強調知識的管理、累積、轉化，能夠產生「利潤」的知識，才是有價值的知識。這樣的論述主要是以「經濟」為出發點，強調知識的「應用性」，而不是知識的本質，學生學習「知識」是為了將來在職場上有競爭力，而不是源於自身的目的，況且「知識」的範疇不應該這麼狹隘，這樣的概念有將知識物化的危險，因此在教育上的運用應該要非常謹慎。

以上的分析僅是一種試探，從物化理論出發，我們得以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物化現象。無論是否贊成馬克思主義以及無產階級革命，至少在教育上，盧卡奇的物化理論提供我們另一個思考的觀點，幫助我們瞭解資本主義社會中教育制度的本質。

肆、結語

盧卡奇所涉獵的範圍很廣，而各領域之間都有密切的關連，而且其社會學著作也不只《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本書，僅從這八篇論文實在難以掌握盧卡奇思想的全貌，限於時間與能力，無法對盧卡奇的思想有深入而完整的領悟，這樣的片面簡介與盧卡奇所強調的「總體性」剛好形成強烈對比。即使自己無法瞭解透徹，但深覺盧卡奇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值得我們省思，尤其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教育制度似乎淪為政治、經濟的附庸，如果教育也產生物化的現象，那麼不但不能激起蒙蔽已久階級意識（自覺），反而會成為操控人民的疆繩。

雖然盧卡奇沒有直接關於教育的論述，但他在匈牙利副教育部長任內，他調整大學課程與教授陣容，將所有戲院國有化，使戲劇欣賞不再被有錢人所壟斷，讓無產階級的人一樣有機會接觸文化成果。這顯現盧卡奇希望藉著這些教育文化的新政策，終止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創造新的文化。由此看來，教育具有積極可能性，而非被控制的，當我們批判教育制度的同時，不可忽略批判不是為了全面否定教育的價值，而是為了瞭解與改進。教育是宰制或解放？無論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國家，都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否則教育的主體性無從建立。

參考書目

宮敬才（1993）。盧卡奇的哲學思想。台北：唐山。

張西平（2000）。歷史與階級意識。載於陳聖元（主編），西方社會學名著提要（頁126-137）。台北：昭明。

劉昌元（1991）。盧卡奇及其文哲思想。台北：聯經。

謝勝義（2000）。盧卡奇。台北：東大：

還學文（1993）。無產階級理論家盧卡奇。當代，85，10-28。

Lukacs,G.（1983/1990）.Record of a life：An autobiographicak sketch（R. Livingstone, Trans）.London：Verso.

李渚青等（譯）。盧卡奇自傳。台北：桂冠。

Lukacs,G.（1923/1989）.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R. Livingstone, Trans）.London：Merlin Press.

張西平等（譯）。歷史與階級意識。重慶：重慶。

我懷疑

　　我懷疑，我這些日子來的散漫與墮落，是在逃避對自己能力的挑戰，或許連這樣的懷疑，都不過是一種鴕鳥心態。實習那一年，我實實在在地付出一些心力、成長許多，但我也清楚知道，那些都還沒有把我逼上的極限的邊緣。重回學生的身份，本該是不斷自我成長的契機，然而卻連「挑戰自己」的想法也消失殆盡。我為自己辯護，說想要找到這二年的重心與意義，不要隨著社會的無形控制而理所當然地向前猛衝，當我覺得這一切有意義，才能夠堅定地邁步前進。但這樣的說辭，在被逼迫面對現實時，卻難以說服矛盾的自己。我到底，該懷疑什麼？那些寄生於心靈的謊言，隨著自己的視而不見，早已與血肉緊密連結，要如何才能，割捨？



　　回顧這些日子，如果我的生活仍與大學相同，是否就代表「我不曾成長」？或許研究所這兩年，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只不過老天要你嘗試不同的生活節奏與步調，培養不同的心胸與視野，而我卻自作聰明地閃躲逃避。當思考一學期，卻沒有答案時，我該清醒明白，那些有意義的答案，從來不曾是自己顯現的。



　　當這一陣子混亂過去後，期待將來的文章不再以迷惘與矛盾為出發點，而是找回從前那種對生命的感動。每一天，都能寫著讓自己開心、讓自己覺得有意義的字句。

不知死活的悠閒

　　凌晨一點五十三分，漫步在飄著細雨的街道，車輛從濕漉地面滑過的聲音，在靜謐的深夜竟是如此地悅耳．．．沁涼輕巧地貼附著肌膚，城市燈火襯著濛濛雨絲，一種許久未有的感覺隱約地浮現。竟然，這一刻，呼吸可以如此地輕鬆自然．．．



　　時間，在這樣的情境下彷彿也沈睡了，不再趕著你唸書、趕著你寫報告、趕著你上課、趕著你追尋人生的方向．．．為什麼會有時間？當沒有生命，時間有意義嗎？然而把生命化約成時間，是多麼可悲？發現自己的生命卻在追著時間，這樣的生活，只不過急忙地趕赴下一站、盡力衝向終點，生命變成競賽。生命只是可分割的數線？只是加加減減的里程數嗎？只是1+1+1+1+．．．＝∞的數學題？



　　品嚐完冰淇淋、寫完這個月第一篇心情隨筆，短暫的悠閒之後，仍舊是一場與時間的競賽，凌晨二點二十五分，頓時塞滿腦袋的是原文、報告與期限。剛剛的一切，只能算是對現實的「出軌」，對於這樣不知死活的悠閒，該如何評價呢？嗯，某種程度算是，對生命的勇氣吧！

Nancy Chodorow

碩班報告‧李昆翰

一、生平簡介與理論脈絡

出生於1944年，Chodorow成長的60年代正是新左派與女性主義興起的世代。1966年取得社會人類學學士，1974年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1974年她出版一篇論文《家庭結構與女性人格》，是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母性的再製》的前奏，這本書建立她在女性主義與精神分析社會學的地位。從1985年到1993年，她繼續擔任社會學教授，同時接受舊金山精神分析學院的訓練，現在她是有證照的臨床精神分析學家、精神治療師與社會學家。從《母性的再製》之後，Chodorow寫了三本書《女性主義與精神分析理論》、《女性特質、男子氣概、性徵》、《感覺的權力》，每一本書她都融會精神分析學與社會理論，主要關注於女性主義、性別與主體性的問題。

當她開始她的社會學學術生涯時，女性主義文化與精神分析學是相當敵對的。著名的女性主義認為弗洛依德傳統是父權的、結合對人類主體性的生物決定論解釋。當70年代中期，Chodorow開始融合精神分析學進入她的性別研究時，她是處於學術女性主義的邊緣位置。當1978年《母性的再製》出版後，她挑戰了反弗洛依德正統的激進女性主義，並且幫助顛覆它。反對性別人格的生物性解釋，《母性的再製》強調文化決定，並且反對之前著重角色理論的社會學解釋。Chodorow的性別人格理論，在接下來的著作中進一步闡述，對於社會科學與人文各學科持續產生影響。

身為對人類主體性有興趣的社會理論學家，Chodorow她持續且尋根究柢的與弗洛依德的思想與遺產交戰。她與弗洛依德傳統的協商表現於雙層的關注：將分析帶入女性發展、給予人格發展過程中母親的角色應有的重視。受到Klein和Winnicott的影響，她也注重人格在內在與外在客體世界之間轉移的重要性。具備社會學者與精神分析學者的雙重能力，Chodorow有興趣消溶兩個學科的界線，藉由提倡對自我的瞭解，認為它是文化與精神兩者的建構物。

二、社會理論與貢獻

（一）性別差異的自我（The Gendered Self）

《母性的再製》（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一書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份討論：典型的父權家庭結構，在性別人格上產生不同結果。在家庭中，主要的照護者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女人主要是「母親」，而男人主要從事家庭外的工作。早期的幼年經驗可能產生不同類型的人格，在父權家庭結構下所產生的女性人格，傾向於與他人相關連，自我與他人和世界是相連接的；男性人格則傾向於拒絕與他人接觸，與他人和世界是區別而分離的。

第二部分解釋性別人格如何再製家庭結構。性別人格再製父權家庭結構，藉由男性傾向於家庭外的工作，女性則喜好在家庭中的照料工作。職業偏好的性別化促成性別分化的再製，例如勞工與母職。

1.性別人格的發展

Chodorow的分析圍繞著早期兒童發展，三個大體上清晰而部分重疊的時期。在第一階段-前伊底帕斯時期，是由母親與孩子之間的二元關係所支配，嬰兒一開始處於與母親、世界一體感的情境中，無法區分「me」與「not me」。不同於傳統精神分析的觀點，認為精神的性別化始於較晚的伊底帕斯時期，依照Chodorow的看法，在前伊底帕斯時期，精神開始被建構為男性和女性。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主體是母親，她自戀地認同女兒，感受她為自己的延伸或複製，因此女兒感受到強烈的前伊底帕斯聯繫，比兒子更強烈、時間較長。這種與母親持續而強烈的一體感，阻礙女兒分割與個性化的能力。相反地，對於兒子，母親傾向依附地關連，視兒子為他者。對於前伊底帕斯時期的母子共生關係，弱化了強度、縮短了持續時間。兒子失去了與母親的一體感，促使他朝向分離與個別化。

在伊底帕斯階段，有兩個差異是非常關鍵的：在進入伊底帕斯時期時，女孩傾向帶著對與母親的前伊底帕斯聯繫，而且從對母親的愛轉移到對父親。這樣的差異，導致男性的愛傾向於獨佔與二元，而女性的愛傾向於擴散。在這個時期，男孩主要的關注仍在母親身上，但是依戀從共生轉為情慾的感覺，視母親為他者。相反地，女孩在前伊底帕斯聯繫與對父親情慾、伊底帕斯的愛，達成平衡。按照弗洛依德的解釋，女孩的伊底帕斯經驗是與男孩對稱的，依照Chodorow的修正觀點，當女孩部分地感受母親為對手，甚至對母親更加迷戀，對父親的愛，支持而非取代對母親的愛。男孩學習感受愛為二元經驗，增加對母親伊底帕斯的愛，以及前伊底帕斯情感所產生的壓倒性力量；女孩學習感受愛為三元經驗，壓倒性力量較弱，但本質上更加衝突，必須在兩個依戀對象的需要之間協調。Chodorow認為父權家庭結構下所產生的女性自我，傾向於被賦予相關的複雜性。

第三個重要的時刻集中於男孩和女孩解決伊底帕斯情結，以及壓抑對母親和父親情慾依戀的方法上。男孩對於母親的愛的強度與獨佔，需要特別的劇烈的壓抑行為。女孩對父親的愛比較不這麼強烈，傾向於以較溫和的方式壓抑她們的伊底帕斯情感。因此，當男孩強力、嚴格地使自己分隔於前伊底帕斯與伊底帕斯情感，女孩較少受到那些情感威脅，可以與它們保持持續地連結。

2.性別人格與家庭結構再製

不同發展路徑的結果，就是人格的性別化。女性為主要照護者的家庭結構，可能導致關連的女性自我與拒絕關連的男性自我。從前伊底帕斯依戀開始，女孩就獲得與他人或世界連接的強烈感覺，因此女孩可能持續注意與他人的連接關係，被賦予較強的能力去同情、撫養和照護；對於個別化與自我與他人界線的劃定上有困難；對於它們偏愛與行動的情緒起源較開放，和對他人的說服與判斷一樣。相反地，男孩被強力脫離前伊底帕斯時期，可能有要個別化自我的感覺，與他人和世界隔離。相對於女性人格，男性人格較少依據偏好的情感根源做決定，而是以規則、一般分類、抽象原則為考量基礎。最後，對於男孩，性別認同的建立，傾向於較脆弱，因為它的定義是藉由對抗女性與母性的他者，而這些人又是男孩有意無意矛盾地感覺深深依戀的。為了解決這樣的可怕的女性特質，男孩與男人藉由一連串防禦的測量，來界定男子氣概與女性嬌柔的明確界線。

3.理論的修正

在之後對於性別人格的著作中，Chodorow對《母性的再製》提出了兩個重要的修正。首先，她修正了因果的聲稱：家庭結構和人格的性別化，產生社會中的男性支配。在《女性主義與精神分析理論》的序言中，她提到「我不再認為單一要素可以解釋男性支配」。而在《母性的再製》暗示女性的母性是男性支配的原因或主要動力，她之後修正為是「重要因素之一」。

《母性的再製》對於性別人格，提供了一般趨向的解釋，在後來的著作中，Chodorow發現特質與變動存在或跨越性別，於是反對一般化的精神分析性別理論。反映她的精神分析訓練，她對特例獨特性、複雜性與任一個體精神的特質的臨床觀察，以及增強脈絡的重要性、具體性、和個人特徵，她發現了差異在弗洛依德的女子氣質概念、選擇的性徵、以及男性與女性愛的模式。

（二）關係個人主義（Relational Individualism）

Chodorow對於關係自我的思考，受惠於Winnicott的理論，與他人聯繫的過程中，自我是主體，而非客體。人類自由必須概念化於關係的觀點，也就是一個情境被自我行動經驗，與他人產生「創造性的」、「多數人能瞭解的」的關係。在《Beyoud Drive Theory》中，Chodorow帶著關係的、多數人能理解的的瞭解，進入與左派弗洛依德社會理論的對話。作為精神分析女性主義者，Chodorow極力主張理論家去從事對自我與自由關係的理解。

Chodorow最新的書《感覺的權力》，提出她的雄心與廣泛的說明去處理人類主體性的問題。將自己與50年代那些使用精神分析去研究人類成就與文化生活的理論家並列，Chodorow組織她的論述環繞著核心論點：個人意義是在精神與文化的聯繫中被建構的，不是忽略另一方，應該視為交融的過程。Chodorow分析的出發點是「個人意義是藉由轉移、投入、投射和幻想的過程而產生的」。空間上來說，意義的產生不全部源於「內在」，也不全源自「外在」，而是兩者的交融。時間上，意義的產生不全在現在，也不全來自過去，而是兩者的糾結。在這本書裡，Chodorow置身於中間位置，一方面心理分析學者，希望阻擋文化在個人意義建構的角色，一方面文化理論家與社會科學家，希望阻擋精神在個人意義建構中的角色。她試圖縫合狹隘心理學派與狹隘文化決定論間的裂縫，首先談論性別，然後談論一般的主體性。

三、評價

依照Chodorow的弗洛依德與女性主義觀點，當沒有考慮到社會是由精神所構成的，一個人不可能建立關於社會生活的理論。關注於精神分析學「客體-關係」的部分，特別是前伊底帕斯時期的母親，她的文章幫助精神分析學概念的普及。而對女性發展提供有影響力的解釋，去除父權的正統，Chodorow在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中精神分析學的建立，扮演重要的角色。

受Chodorow影響的學術團體，可分為兩個部分重疊的群體。第一個，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源於Chodorow關於性別的著作，向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介紹了一種特別的女性主義觀點。這個觀點想要發現、重新評價受忽略的女性聲音與觀點；同樣地，這個觀點想要發現、貶低受到過度重視的男性聲音與觀點，它的特殊之處在於，相對脆弱的自尊和不安全的性別認同，以及透過侵略、厭惡女性、劃分界線來維持自我與男子氣概的傾向。她的影響力及於社會學、人類學、古典著作、政治科學、文學、文學評論等等。

第二種學術團體受Chodorow關於主體性的著作所影響。她在精神分析學與精神分析學女性主義社會思想中，帶動「關係的思考」。在精神分析學中，她的著作對於女性發展的概念與性別人格，以及美國關係精神分析學，和「客體-關係」的普及與澄清，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社會思想中，Chodorow的著作形成新興的理論，在主體的關係概念以及多數人能瞭解的人類解放定義上，尋求建立社會理論。

四、爭議

對於Chodorow的批評主要來自三個廣泛而部分重疊的領域：文化與社會、精神分析以及政治。

（一）文化與社會

對於Chodorow的文化或社會評論，從《母性的複製》出版一直持續到現在。這些評論都對Chodorow處理社會和文化現象時，在經驗上與理論上的薄弱感到不滿。她對於性別化的分析，簡化個體的決斷為家庭結構的單一原因，而她對於社會再製的分析卻簡化性別人格。這些評論宣稱，她忽略廣泛的社會因素，物質和象徵，也會形塑人格並且促進社會再製。最近，《母性的複製》的批評除了性別人格，也跨越了階級、種族、族群、國籍，不同的人格型態也會受不同社會場所所影響。這本書基於精神分析學的臨床文獻，資料明顯地來自白人、歐洲和北美的中產階級父母，卻宣稱是關於一般女性與男性的人格。

從《母性的複製》的寫作，Chodorow就感受到這些批評的力量。她繼續視性別人格為有根據且有用的，但她也更加注意到多變的脈絡因素。在《感覺的權力》中，她提到意義是產生於特殊、歷史的精神與文化的糾結之中，然而她的興趣還是在於前者。

（二）精神分析

第二類評論圍繞著Chodorow對於精神的解釋。臨床精神分析學家批評Chodorow忽略驅力與肉體的角色。在最近的著作，她修正她的立場，並且開始將驅力與肉體的中心整合入「客體-關係」觀點。有些評論家挑戰她性別化解釋中的特殊時刻，以及關於分析中的母親能動性（著重對女兒自戀的認同，對兒子依附的關連），而其他的則希望在性別化與發展過程中，有更多關於父親角色的闡述。

（三）政治

第三類評論，部分與前兩類重疊，涉及Chodorow學術的政治暗示與言外之意。雖然Chodorow的著作在取向上，主要是解釋與陳述多於規範與規定，爭論環繞著她分析中的規範與政治暗示。首先，一些評論者視Chodorow的著作具有保守政治特性。Chodorow對於不同性別人格的解釋，提供了某些性別刻板印象的再製。描述女性為關係的、同情的、有愛心的，這些評論者爭論，Chodorow正常化社會與政治建構的陳述，而包含白人、雙親、中產階級、戰後美國核心家庭的價值觀。部分回應這些評論，在Chodorow最近的著作，可以發現性別與性徵的選擇概念。

其次，有一些評論發現Chodorow的轉化政策是不適當，缺乏考量社會決定、物質與象徵、形塑性別認同與人格。Chodorow希望藉由家庭結構的改變來轉變社會，尤其是藉由共同養育的實施。在《母性的複製》第二版的序言中，她沖淡原本已經極簡單的男女平等主張，因為發現任何想規定道德與政治觀點基礎的嘗試，是困難重重的。

五、延伸思考

（一）我們的教育中，對於母職或母性的教導，是否著重於女性？

（二）父母共同「養育」子女，是否可行？兩個都是「母親」，對孩子發展是否有益？

（三）若人格早在兒童就已定型，教育能發揮多少功用？父親當母親，有多少可能？

（四）對於精神分析學的理論，是否有本土化的研究？

（五）透過女性主義的觀點，對於教育有何反省？

遊魂

　　又遊蕩了一個月，本以為十一月會慢慢地找到自己，但仍然沒有什麼改變。除了應付報告與作業的進度，似乎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計畫或期盼，但與從前一樣的，最多的時間還是在遊蕩。一天又一天地，聽著、唸著、寫著、說著．．．我不懂我到底掌握了什麼，我比從前又成長了多少？我承認我沒有用心在研究所的課業上，因為更悲慘的．．．我甚至還沒有找到念研究所的目的。當別人念得心領神會、能說得頭頭是道的同時，我只從書本課堂報告中，得到種種雜亂的「感覺」。有感覺，算是成長嗎？



　　放在師大宿舍的伺服器掛了，老了．．．還能要求什麼呢？Linux、php+mysql的環境也隨之而逝，不過我目前也沒有動力再去學習。把網頁轉移到kimo，單純地以html呈現，至少不用再擔心伺服器的問題。而簡單，有時候才是最直接的呈現方式。



　　凌晨四點四十六分，好久沒有在這個時刻悠閒地聽音樂。遊魂找不著身體，只能在種種的感覺中尋求棲身之處，而即使是這樣短暫的幸福，也足以讓我休憩許久。

魔鬼週

　　今、明兩天學校運度會，所以不用上課，昨晚就囂張地看了二場NBA轉播。今天早上清醒之後，開始為這幾天作點規劃，才發現，下星期的功課、作業多得要命！（1）教育研究法要口頭報告、讀原文、整理大綱（2）教育研究法心得當週一篇、補交一篇（3）教育研究法作業二篇，要去找論文資料（4）多元文化教育，讀原文、心得一篇（5）社會學理論與教育，讀原文、心得一篇（6）知識與課程讀原文、作業一篇。



　　挖塞...總共有八篇報告，大概上百頁原文。這星期還要回台中．．．這實在是太有挑戰性了！！魔鬼週，我來了！！

高考成績

　　沒考上已經是預料中的事實了，但從電話裡聽到自己的高考成績．．．竟然還退步，實在丟臉，實習了一年，不應該識見增長、眼界開闊一些嗎？無奈年紀大了，也越來越沒有臨時抱佛腳的毅力與決心，連臨陣磨槍都欲振乏力，還能有什麼作為？希望趕快找到那股「死命往前衝」的精神！



　　唯一比較讓我感到欣慰的，大概是教育哲學七十五分，第一次有科目突破七十，其餘的．．．慘不忍睹啊！尤其教育測驗與心理統計．．．嗯！這樣的分數不是讓人萬念俱灰，就是讓人深覺可恥，進而臥薪嘗膽、發憤圖強．．．不過，一直覺得可恥，也是一種可恥。明年，繼續努力囉！

19℃

　　濛濛雨絲佔據了19℃的台北，讓人與城市都沈靜了下來，馳騁於街道、漫步在校園，就像是擁有無盡的清晨與夜晚。微涼的思緒佔據了19℃的我，一切都變得淡淡的，淡淡的滿足、淡淡的欣喜、淡淡的失落、淡淡的哀愁．．．



　　最近，發現自己也會像「城市飛行」中的快遞少年，不自覺地仰望天空，看那一片可憐的殘缺。在高樓所建構的框架中，似乎冀望著什麼？期盼著什麼？是「慧星撞地球」的火球？還是「楚門的世界」的那盞照明燈？或者，只是想感受這塊拼圖的悲哀？亦或是自己這塊拼圖的不知所措？



　　19℃的空氣，適合呼吸。

眼鏡

　　最近有個很Cute的廣告，一個胖胖的小男孩拿著照片，氣沖沖地要沖印店店員重洗，結果重洗過後，還是覺得品質不好，正要大發雷霆時，店員才發現原來是弟弟的眼鏡髒了．．．細節就不提了，有看過的人應該都知道。



　　的確是很有趣的廣告，而它的創意之處，就在於這樣的事情很容易發生在自己身上。其實這樣的小事件加以引伸，當然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發」，如果你不嫌乏味的話：



　　我們是不是也戴了一副眼鏡？我們知不知道自己戴了一副眼鏡？有可能，當我們進到學校，老師就發給每個人一副眼鏡，他說這可以幫助我們看清楚世界，當我們畢業時，老師說假如你們要將世界看得更清楚，你就要去配一副度數更深的眼鏡。於是，我就考了高中、上了大學、念了研究所。現在你問我，透過這副眼鏡看得清不清楚？我不知道，我已經忘了沒透過眼鏡所看到的世界。不過，既然我所看到的跟大家描述的世界都差不多，那應該算是清楚吧！有的人看到的跟我不一樣，可能是他的眼鏡度數太輕，等他換了副眼鏡，看到的就跟我一樣了！當然也可能是他的眼鏡度數比我重，等我念研究所換了副眼鏡，我也能夠看到他所看到的！不戴眼鏡？那可不行！一切都會變得模糊不清，因為我的近視已經隨著眼鏡度數而增加了！這樣的我，究竟有沒有看清楚過世界？除了教育的眼鏡，鼻梁上還掛著種族的眼鏡、文化的眼鏡、性別的眼鏡．．．我努力想把世界看清楚，可是越是努力，就越是頭暈目眩。



　　我們有意無意造出了眼鏡，幫助我們看清楚世界，可是卻沒警覺，當太過依賴眼鏡時，不僅模糊的眼鏡模糊了所見的世界，它更讓我們原有的視力漸漸衰退．．．時光流轉，有誰？看過真正的世界？

喘息

　　熬到週末，終於可以喘口氣了，爬上岸，吐出憋了一星期的悶氣，我就變成了猴子。在床上跳著、在棉被裡叫著、在地板上滾著，對鏡子做個齜牙咧嘴的鬼臉，然後在我的水簾洞裡，狠狠地睡個大覺。



　　假期過去，又變回了人形，海潮也迅速漲了起來，匆促地深吸一口氣，再次潛進幽暗的深海裡，仰頭望著模糊的天空，我能不能熬到下次退潮呢？